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已走过十年有余的路程。毛认为过去的十年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虽成效卓著，仍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在经济方面似乎暂无更好的招数。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变。他认为单靠大干，干不出什么名堂，关键是提高人的觉悟，使之与公有制相适应。他想到匈牙利纳吉集团的暴乱，想到波兰工人的叛逆，想到苏联的赫鲁晓夫，想到列宁那句名言，“即使把剥削阶级的尸体装进棺材里也还会发出臭味。”——–在我国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我国农业生产上不去说不定就是阶级敌人在作梗。在战争年代，将帅们分散在四面八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自己并非完全了然在胸，特别是在白区工作的人员，有无越轨的行为更是无人知晓。如今他们都是实权派，为国家前途命运计，必须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在我国政权系统，十之八九也有一个什么集团，也有个赫什么夫——按照毛的判断，我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还是资产阶级的。在戏剧舞台上是死人统治者活人，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品99%以上是为封资修招魂。我国的文化教育阵地还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毛越想问题越严重，甚至夜不能寐。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国人民“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党内当权派、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来一次全面的改造，对旧文化、旧思想、就风俗、旧习惯来一次彻底革命。他要通过这次革命荡尽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打造一个纯粹的，理想的，尽善尽美的，洁白无瑕的，里外通红的新社会。他计划通过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狠斗私字一闪念、忆苦思甜、风口浪尖炼红心等举措，把亿万劳动者全部培养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60年代以来他已经很少论及经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反修防修，把文革当作对修正主义的一次总决战。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人少了当然不行，唯一的办法是打人民战争。而且太文雅也不行，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网小了不行，要把阶级敌人一网打尽就必须布下天罗地网，这个网就是全国人民。首先是要把青年学生动员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造知识分子的反造，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造戏剧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著名扮演者的反，造四旧的反——可想而知，把积累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全部反掉，把几百年来积累起来的资产阶级文明全部反掉，大家就只能饮水毛茹血了。
大家只知道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邓拓、吴晗——含冤而死，在下边有多少人被整残、整死，有多少文物古籍被毁，没人做过统计。是不该、不必、不值、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文革的主题是党内走资派。文革初期在毛的心目中，目标并不是很明确。首都高校的学生起来造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刘少奇不知道这正是毛的意图，竟然派工作组前去维稳，还弄了个黑名单，准备像57 年那样给毛主席抓一大把右派，自以为绝对没错。此一时彼一时，岂不知这样做正是和毛唱对台戏。这时毛突然想到，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竟然把三年自然灾害说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简直是公开否定大跃进。随后又支持“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养家畜、自由买卖。一包是包产到户），掀起一股单干风，弄得天昏地暗——想到这里毛眼前一亮：“梦里寻你千百度，猛回首，那人就在阑珊处”。刘少奇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邓小平、陶铸作为参与者被一同打倒。
文革的动力。文化大革命的阵势和威力如此之大，是因为有强大动力，之所以强大，因其是由多种力量合成。首先是个人迷信。国人把领袖看成神人，其号召力强大无比。其次是奸党推波助澜，混水摸鱼。大野心家林彪的策略是欲除之先敬之，首先取得领袖信任，然后伺机下手，取而代之。林彪的作为具有典型的奸党特征。四人帮似乎没有取而代之的也野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文革把老帅们统统轰下台，攫取大权。其共同点是都要清君侧。其三，建国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大跃进、刮五凤、搞运动、翻烧饼等等，把当权派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人民不会像战争年代保护八路军伤病员那样去保护当权派，反而积极参与批斗，成为文革的动力。其四，文革进入高潮阶段，各造反派争相扩大自己的队伍，他们不再问你什么成分什么出身，只要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武斗中敢打敢拼都可以带红袖章。甚至可以干队副。这些人长期受压，正好发泄怨气。他们是文革中一枝极其活跃的生力军。其五、康生之流党棍有整人的癖好。
文革的支点。文革虽然祸国殃民，农民同样得给这支庞大的队伍提供能量，没有农民提供能量文革一天也搞不下去。由此可知农民给国家提供的能量有两种：用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的能量属于正能量，^这方面的付出即使使农民的生活暂时受些影响，终究还会得到补偿，是投资性的付出。另一种付出，比如把农民提供的能量用于如大炼钢铁，用于刮五凤，用于反右派，反右倾——-在这些方面消耗的能量都属于负能量。农民这部分付出不仅得不到回报，反而转化成农业生产的破坏与制约因素，使农民苦上加苦，穷上加穷，这种损害 属于间接、隐性的损害。这里涉及到农业地位的特殊性。在文革期间，工厂停工，学生听课，干部停干，唯独农民一天也没有“停种”。如果农民“停种”，文化大革命别说加上秦始皇，再加上玉皇大帝也搞不成。每次政治运动，每次错误决策，每次瞎指挥，首先买单的都是农民。方方面面的损失都得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史。
建国以来的所谓路线斗争，主要是围绕集体化展开的（企业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整个斗争过程就是负能量积累的过程， 也是农民受到极其沉重的的隐性损损害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是负能量积累的总爆发。十年文革把我国国民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直到改革开放，农家庭张除了镰刀锄头别无长物。农村集体绝大部分都是空架子。农民的生活状况大多数不如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