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现在所谓同学会，主要忙两件事，一是吹牛皮，二是搞破鞋。”洪哥吐了一口烟，向我宣布道。
今天是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流落海外的游兵散勇齐聚校园。上午有个师生交流会，一部分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同学在会议室轮流发言，向系领导和老师证明学校没有白培养他们。像我这样除了给学校丢脸别的事都不干的或者已经混成企业家但懂得低调是一种哲学的同学，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汇报的，齐聚在主楼墙根抽烟唠嗑。只等他们汇报完毕，我们便一起往郊区度假村吃午饭并展开为期两天的活动。
“吹牛皮就没我们的份了，难道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搞破鞋？”我问道。
“这只是网络上的说法。你觉得有破鞋可搞吗？一个个都是良家，良得根本起不了这个念头。”洪哥不屑道。
“这么说来，这两天我们会无所事事的。”
“那也不一定，村井来了吗？来了晚上把他摁到麻将桌，把他十年积蓄都掏出来。”
村井是我们班上一个日本农民的孩子，长的怪憨厚的，实际上精明得很。据洪哥吹，上学那会儿一没饭票了，就把村井拉过来打麻将，打了一宿之后，大家又可以丰衣足食几天。毕业后村井没有回日本农村去养猪，而是在北京开餐馆，赚了不少中国人的钱。几个麻将打得好的同学都挺想念他的钱袋子。
二喜从会议室冲下来，气喘吁吁道：“你们赶紧上去呀，会议都开始了。”
“我们都不吹牛皮，上去干什么？”洪哥道。
“你们不用吹，如果轮到你们吹，我们午饭都不要吃了。是听众太少，人家发言多无趣呀！”
这倒是个问题。倘若以后我们也混到吹牛的机会，也没有听众，岂不是报应？一想到这样，我吆喝道：“走走，上去听一听，早听早结束。”
大伙像抽完鸦片似地从墙根上摇摇摆摆地起来，悄无声息鱼贯进入会议室，坐在外围的椅子上。一个刚刚调入宣传部几年的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向老师汇报自己上升的势头，并且坦言，十年太短不够混，等到毕业二十年，那时候绝对是个抬得上桌面的官儿。系领导老师眉开眼笑点头赞许，他们特别欢迎学生混得有头有脸有权有钱，能为学校做贡献长脸。与之相比，像我这种不可能为学校做贡献时不时给学校抹黑的学生，真是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我厚着脸皮环顾四周，大部分男同学变化不大，体型略微胖实，偶尔有一两个由当初的典型瘦子变成胖子令人大开眼界。女生大部分都走样了，你会错觉这是同学他妈的聚会。如果客观一点，当年最漂亮的女生现在也只能用风韵尤存来形容。说句实话，岁月对女人是残忍了些。
我悄悄对洪哥道：“确实如你所言，没什么破鞋好搞。”
洪哥道：“我就说嘛……”
话还没说完，当年的学生会主席范剑突然点名叫洪哥发言，洪哥在教育厅工作，大概是让他作为教育部门的代表。
洪哥站起来抖了抖身子，把流氓的原形收回去，一本正经道：“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十年来，我兢兢业业地工作，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报答老师们的培养。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向取得更大成就的同学看齐，争取给学校争光。另外老师同学们，有用的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最后一句话博得大家的喝彩。
待洪哥坐下来，我催促道：“你接着说。”
洪哥小声道：“我是说，其实，有几个还是能看的，你看那谁谁谁，当破鞋绰绰有余。不过这话可不要传出去呀，让女生听见了我在同学里没法混了。”
“瞧你说的，我就是跟女同学好到床上也不会传这话。”
“你是写小说的，别一不留神写出去了。”
“怎么可能，即便写出来，我也不可能写是你说的。”
二喜坐在旁边，把我们的谈话尽收耳底，道：“这么龌龊的话题，能不能到厕所去谈！”
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结伴上了厕所，临窗抽了根烟，聊了一些更加龌龊、具体和深入的话题。一个老师从蹲坑出来，鄙夷地看了我们两眼，不知道这圣洁的象牙塔里怎么会冒出两个流氓，而且这两个流氓曾受过本校的教育。
我很抱歉地看了他一眼，心道：这些龌龊的思想来源于社会，跟大学无关。
“学校一点进步都没有，老师还是傻乎乎的。”洪哥待他走出去，感叹道。
“也许哪天请我们来讲讲课，师生们才会开窍。”我吹牛皮道，“不过也奇怪，像这么古板的学校，怎么会培养出我们这么优秀的流氓呢？”
“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像北大、清华就甭想出。”
“是呀，北大、清华的传统，就是培养装逼犯的。”
“那也不客观，他们偶尔还是会培养出个把人才，给美国的科技事业添砖加瓦。”
“说白了就是美国设在北京的人才粗加工基地，毕了业还不都到硅谷去打工嘛。”
“这么说来，我们还真爱国。”
“那可不是，跟那些卖国传统的院校相比，我们都是爱国人士，民族精英。”
我们在厕所里过了过嘴瘾谈了些国际形势，耽误一些时间，又回到会议室稍微打了个盹，醒来后牛皮会就结束了。大家按照江湖的规矩，互相留了电话，说有事尽管开口之类的话，和老师们告别，浩浩荡荡开往郊外。
活动开展得很成功，晚会上通过一些游戏节目，同学们原形毕露，一个个还是十来年前那副鸟样子。这下大伙就更亲热了。一边喝酒一边聊起当年的众生相，一个个可爱可笑可耻可怜的逸事，一幕幕场景就浮现出来。十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二喜趁着酒劲问道：“师师，《中文系》写完了没有？”
师师是我的绰号，我们同学大多数有绰号，不叫本名。前阵子跟二喜、萧姑娘在一块，他们让我写个《中文系》的小说，把大学生活再回炉一遍，作为他们回忆的样本。当时自己那点生活正好写得透支了，心想这个主意不错，就答应了下来。
“还没动笔呢，别指望了。”我说，“那点破事，写不了几行字，还要我费脑子虚构，哪有那功夫。”
二喜很失望。他一直希望我在小说中将他塑造成可歌可泣的形象，其实他最勇敢的事也就是跟我打了一次架，让我头皮缝了五针而已。
夜里，他们支起麻将桌，决定通宵。我喝的有点晕，躺在床上，听着他们一轮又一轮哗啦啦地洗牌，偶尔开点十年前开过的玩笑。
“那谁，凯子，现在混得很好，炒地皮呢，老婆都娶了三个了，娶一个丢一个，跟玩皮球似的。”泰森边洗牌便道。
凯子，谁呢，这么熟的名，迷迷糊糊中，这个名字像一只飞虫，从耳朵钻进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醒来时，我脑子异常清醒，波澜壮阔的记忆如清明上河图无限清晰地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