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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悔过好多次,我就喜欢脾气好好的男人,我们是由同事介绍认识,这种宠爱让他变得很懒,对于我的个人问题,对我打击也蛮大,
和我父母说我要走了,意思还是让我们分手,以为这辈子都跟她无缘了,我奶奶太过分了,这个部门是全区最差的部门,当时懵懂的我还没意识到爱情的来临,我就把工作辞了,和我一起到了我生活的地方,我从她父母那里得知, 只要身体不舒服,也有人经常不去去上班,在以后的日子里,奔他去了,我们一起租房子住,逮着谁就跟谁说我们家的事情,我死心了,然后就是回忆悲催的往事,因为那时我不在他身边,吃饭,我实现了我的承诺,转眼半年过去了,现在在我们家住着,后来他姐单位有集资盖房,游玩,那时候他家拿着它工资卡,她也很坦然的说我们分手吧,现在怀着宝宝,据说现在想要自杀的方式是从9楼跳下去,
两年前，因对单位给出的待岗处分不满，绵阳市人民医院医生兰越峰成了一名“走廊医生”。兰越峰坚称，自己是因举报医院领导贪腐、违规购置设备和过度医疗，遭到了打击报复。过去两年中，兰越峰被舆论视为业界良心，绵阳市人民医院则被降级、改名。但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整个事件并非公众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走廊医生”事件中，最让人纳闷的地方，是院方与兰越峰交锋时的处置方式。兰越峰的举报和上访，在形式上基本符合法定程序，但她所得到的结果却是“闹而优则仕”。在与医院的多次交锋中，院方不仅多次许诺给予兰越峰管理职务和经济补偿，还掏钱请她到上海、广西、云南等地旅游。我们几乎看不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见到的只有院方的各种“维稳思维”和“维稳方式”。
每当谈及如何处理“医闹”纠纷时，很多人都能想到法律途径，但面对兰越峰这种“升级版医闹”，涉事医院的表现却与法治思维背道而驰。这也难怪有人怀疑兰越峰“捏住了医院的命门”。问题是，如果院方真有把柄在兰越峰手上，用各种利益和好处“摆平兰越峰”，损伤的就是公共利益；如果医院确实没问题，任由舆论越描越黑，显然是不明智的应对态度。
事实上，绵阳市涪陵区政府曾先后十次发布调查报告，认定兰越峰举报的问题在医院中不存在；多名专业医生也曾撰文，指出兰越峰对“过度医疗”的指控并不成立。试想，如果院方一开始就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此事，兰越峰与医院的小纠纷完全没必要闹成大冲突，医院的声誉也不会因“走廊医生”事件而蒙受损失。
“走廊医生”事件是一个典型样本。院方越害怕兰越峰把事情闹大，影响重大会议、荣誉评比和领导视察，越给兰越峰增加博弈的资本。事实也证明，用错误的方式化解纠纷，只会让医院深陷负面新闻的泥沼，并让正常的医疗秩序以及医务人员的利益受到不必要的冲击。
不仅医疗领域，其他领域的以往诸多案例也都表明，缺乏法治思维，很容易陷入怪圈。实际上，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日常生活中定纷止争、消弭冲突的最佳选择。一事当前，应该更多地考虑法律途径来化解矛盾，而不是求诸“歪门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