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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看见妻子在门口不走
那么他应该预计到即将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临,努力调整自己,看到自己身边认识那些几千万身价的老总,我也抽时间晚上拿着笔记本在被窝看看,
内容提要：为别人的灾难喝彩的文化，其实比一个女人在婚姻上的功利性，要可怕得多。
雪漠“挺”说邓文迪
雪漠
时下，关于邓文迪婚变的事，引出了很多话题，说啥话的都有，有深恶痛绝者，有幸灾乐祸者，有说三道四者……总之有多少心，就有多少邓文迪，但究其比例，以否定其行为者为多。这阵候，跟她以前导致的默多克的婚变一样，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某次，友人谈到邓文迪，也是一脸的幸灾乐祸。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你们再这样，我可要写文章替她说句话了。
朋友说，雪漠，你不能同情这种人，你可以写《大漠祭》同情农民，人会赞美你；你也可以写《猎原》同情猎人，人家也理解你；你还可以写《西夏咒》诅咒罪恶，人家也不说你；要是你写文章替邓文迪说话，你雪漠就臭了。她这样的人，就要让她失败，不然，这世上，就没公理了。
我问为啥？他说邓文迪是个可怕的女人，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她要是成功，就会有许多女人学她，世界就乱了。
我说，难道邓文迪没出世时，世上就没这种人吗？
我又问，世上不想成功的女人，有几个？
友人无语。
说真的，初听到邓文迪的故事时，我也有点想法。因为在文坛上，我老是遇到一些作家，他们望刊物主编时，跟望一般作者，有着不一样的表情。一见这种人，我就会远远地躲开。所以，从我个人的喜好看，我是不喜欢太有目的性的人的。
但后来，随着我在手机微信上看到了许多信息后，我的心就变了。我开始同情邓文迪，并体会到了她目前的一种疼痛。没办法，我总是会设身处地地去融入别人的心。我总想尽力给别人一份好心情，决不会落井下石的。有时，我也相信，我的一点善心，总能磁化那些彷徨的心。这次，不管咋说，邓文迪遇到的，都是不如意的事。谁遇上这种事时，都会难受的。在人的一生中，这也是重大事件，甚至算得上厄运了。以前，对这种事，我总是会同情的。
不过，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对那些铺天盖地的负面信息不太随喜。那阵候，跟美国遭遇911后，全中国的叫好声一样，总是非常刺耳。
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思维来说，这是叫人不随喜的现象。试想，我们这个民族，要是老是望着别人的痛苦叫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我的小说《猎原》中，就有个叫炭毛子者，老做这种事。看到别人的好不舒服，看到别人的厄运就叫好，这号事，还是少一些为好。我们中华民族的群体思维里，不该有太多的目的性，但更不该有这种不和谐的音符。
当然，邓文迪跟默多克婚姻的失败，也许有她自己的责任——关于这类责任，同样有铺天盖地的说法，有的真，有的假，但大多是同仇敌忾的。
不过，我们可以假设邓文迪真的错了，她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难道这就能成为一个让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为别人的灾难喝彩的文化，其实比一个女人在婚姻上的功利性，要可怕得多。
在这儿，我还想问一句：这世上，哪个人没错呢？
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你是一个女子，如果你遇上默多克，如果你有跟他结婚的可能性，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你是打工时的邓文迪，如果你同样有成为她的诸多可能性，你会做何选择？更何况，邓文迪很可能真的爱过默多克。这样一想，你会发现，许多人，其实也有着成为邓文迪的可能性。不然，这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第三者了。
很多同样抱着功利目的走入婚姻的女人，或是同样抱着功利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之所以没有遭到全世界的反感和幸灾乐祸，仅仅在于他们的对象不是默多克。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用道德的戒条去打那些邓文迪们，却忘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许多毛病和缺憾，不然，人就成神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可能犯错，我们也会看到别人犯错，但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同情那些犯错者，帮他们不再犯错；一种是幸灾乐祸地狂笑不已，像我的小说《白虎关》中的农民那样“望笑声”——这是凉州方言，意思是望着别人的灾难发出自己的笑声——反正，对于后者，我是做不出来的。
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也都有修正自己的可能，包括邓文迪们。记得小时候，雪漠也穿过开裆裤呢！雪漠也一边端了碗吃饭，一边撒过尿呢——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那时我已上小学，正做这事时，小学校长经过了，指着我骂了几句，我就永远记下了。我还有过许多类似的事，有些连我也脸红。但我之所以成为雪漠，是因为我知错就改，永不再犯，并日日自省，天天向往，时时超越，仅此而已。现在，我早就不穿开裆裤了，也不一边撒尿一边吃饭了——有时吃碎食时，也会撒尿——可见，人是会长大的。人的一些毛病，也会越来越少的。
翻开历史或是观察现实，就会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离罪人并不遥远。你也许听说过“路西法效应”，在特定环境中，一群善良的孩子，很快会异化为坏人。这就说明，邓文迪们的出现，其背后或许就有功利文化的原因。当我们的文化培养出了无数的邓文迪，或是比邓文迪更功利的人时，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们，而应该首先反思：为啥这个社会上，患难与共的爱情少了，建立在“面包”上的爱情却大行其道？当然，你也可以翻开我的《西夏咒》看看，看那些善良的“人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了怎样让人痛心的事？
我看过关于默多克的好几本书，我是认真研究过他的——我想从他的成功中，发现某种必然，也借以了解西方文化。我相信，至少在十多年前，默多克是爱过邓文迪的，邓同样也爱过默多克，要是没有爱，邓能让比老狐狸还精的默多克跟发妻离婚？在当时，默多克已年过七旬，功成名就，叫他在这种事上“显眼”，是难于登天的。
我相信，在他们结婚的那时，全世界的女子里，有不少人在羡慕邓文迪，一些中国女子眼中，跟默多克结婚，甚至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难。这也许是的。诺奖得主可以有许多，默多克只有一个。毕竟，默多克不是寻常人，在偌大的中国，想找个跟默多克一样有影响的媒体人，还真找不到——便是在全世界，默多克作为媒体大王，也是前无古人的。同样，我们国家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媒体能像默多克的媒体帝国那样影响世界，不过，这号事，也像嫁给默多克一样，不是想做就能做成的。你想，一个国家倾全国之力，也未必能打造出默多克那样的媒体帝国。而这样的男人，能爱上邓文迪，邓文迪能没有她的过人之处吗？
我想，一切不会像别人乱说的那样，邓文迪是靠某种“阴谋”，变出了“爱情”的。因为我不信默多克会如此不堪，一个老江湖，你想叫他随便翻船，你想骗过他纵横江湖几十年的老眼——他是西方媒体人真正的教主，收购过很多名扬世界的媒体，让许多媒体大鳄视其为魔鬼而无可奈何——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他们两人走到一起的许多理由中，定然有爱的成分——而且定然是那种能席卷一切的爱。我看过他们结婚前后的许多合影，在邓文迪由内向外喷发的那种甜美里，不可能没有爱——再说了，像默多克这种男人，爱上他也很正常，这当然不能成为骂邓文迪的一个理由。她以前的婚姻亦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不能只凭自己的想象，就做出某种判断。爱就爱了，散就散了，我们没必要在里面挖出许多想挖的东西，也没必要以自己的心度别人的意。何况，有时，一些所谓的内幕，只是一些人策划的“戏说”罢了，其目的，是利用人们幸灾乐祸的心理，吸引眼球。这种目的性，比起邓文迪的目的性，又如何？许多时候，聚聚散散，是正常的事。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爱是一种感觉，感觉来了，就到一起；感觉没了，自然会散。
所以，默多克跟邓文迪后来的离婚，也很自然，有合必有分，缘来则聚，缘尽则散，是很正常的事。聚则未必为福，散则未必为祸。许多事情，眼前是看不出好坏的。待得多年之后，也许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关于邓文迪，否定她的理由中，最主要的就是她的目的性，这当然不无道理。问题是，我想问一问：哪个人做事，会没有目的性和功利性？连佛陀的弘法，也有明显的目的性。创教不久，他就安排诸大弟子去四处弘法，并四处奔波，屡屡辩论，想将佛法传向世界，利益众生，但可惜因缘未到，只影响了印度诸小国。要是没有阿育王后来更强的“目的性”——他甚至用屠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性”——佛教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格局。
我想说的是，这世上，只要是人——甚至包括天人阿修罗们——都会有目的性。圣者的目的性是利众，凡夫的目的性是利己。我不知道邓文迪有着什么样的目的性，但即使她的目的性真的是利己，我也会理解的。我们要理解一些想利己的人。大家想，连观音菩萨也会“有求必应”呢，那“求”，便是“目的性”。那“应”，便是对目的性的认可。
所以，即使邓文迪真的有很强的目的性，也不能成为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
你想，整个祖国的“人民”都在转发一些“幸灾乐祸”同胞邓文迪的流言，这境况，无论咋说，也不是一幅美好的画面。
无论如何，邓文迪也是个人，也是个女人，更是个母亲。我们既要祝福她过去美好的婚姻，也要同情她现在无奈的婚变。我们没必要举国欢腾地“庆祝”一个女人的离婚，更没必要全社会地“幸灾乐祸”。
最后，我还有个祝愿：愿邓文迪的后半生，有更精彩的人生。邓文迪还很年轻，她有着超过常人的素质，也有很强的成功欲——这成功欲，只要实现了超越后，就会成为成所作智，这其实也是精进的动力——她只要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在心性上下些功夫，她还会有大成功的。要是她从此有颗利众之心，也会成为我们举世尊敬的圣者。毕竟，相较于咒死了几十条人命的密勒日巴，邓文迪没做太大的错事——便是人们私下里流传的那些“过错”故事，就算是真的，究其实质，也是在人性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若是有相似的境况，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试想，自省的“咒师”密勒日巴都能成为圣者，功利的邓文迪为啥不能呢？
当然，她能否实现升华，取决于她自己的选择。我祝愿她将来会有更好的选择。
——20140320定稿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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