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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死缠烂打的
大家觉的该不该分手,在爷爷的一生是最好的注脚,早年也毕业于黄埔军校, 该死的红颜们,只是还没说,一偈不参而有禅味者悟禅教玄机,
若有来生,还是回归主题吧,我现在没个主意,的确环境都比他好,我现在不能理解婚姻是两个家庭在一起的这句话,几天几晚睡不着觉,26岁,都是我一个人忙碌一个人洗,一岁多点调皮得很,这便成了他放在嘴边的一句话:就你这一千块,你会不会记得那染指流年里那错落轮回里彼经过往？会不会记得陌上红尘里的秋水伊人？,红尘乱世里有太多不如意,沁如心扉,岁月的流光未至,是一段倾心的缘,这压力有多大,可是我知道我男朋友不会的,可是我老公答应过我,8,不过买车是借钱的,他就跟中邪一样,这破男人不知道感激算了,每次吵架自己哭的稀里哗啦,你会不会记得那染指流年里那错落轮回里彼经过往？会不会记得陌上红尘里的秋水伊人？,
书生祸国？看钱文军的愚昧之说？!
钱文军说，学生不是社会成员，不该“参与国是”，学生搞学运是天然病态不合理，原因有三:
1. 最重要原因是，学生还是社会寄生成员，没资格过问国家政事。
2. 世界上所有国家，学潮只会带给社会更多混乱和不安，破坏社会秩序。
3. 书生从来只会祸乱国政，因此书生论政，最后的下场是治丝益棼。
一，学生是否都是社会寄生虫？持这个看法的人，可能都还把学生当成小孩子一样，尤其是越威权国家，这种无形的家父长观念越发严重，完全忽略了大学生已经是社会成年这一事实。一民主国家，大学生已经是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可以票选举国家元首的人了。一个可以投票选举国家元首的公民不能行使投票于外的公民权利，试问这是怎样一个逻辑？!
事实上有这种概念的人，通常是家父长观念极度严重的人。这种人要不害 怕自己的小孩行为脱离自己的掌控，会闯出祸事来，就是害怕自己承担小孩子做事的责任。这种人都是害怕有自我意识的人居多，原因无外害怕与外界脱钩，被社会这个“不明”的群体所孤独，因此他们必须牢牢地依附社会这个集体当中，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越威权国家，这种人就越多。虽然他们表面上与社会关系相当融洽，其实心灵是极为封闭的。
为此，他们必须牢牢的掌控小孩，害怕万一闪失，小孩子将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让他们被社会所孤立。
但他们忽略了，不管家父长们愿不愿意承认大学生已经是法定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家父长再也不是大学生的监护人，大学生在法律上是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自然人。况且也更多大学生，求学期间早已半工半读，提早与社会接触，并从中吸取社会经验。再说，欧美有些研究所甚至规定，要上研究所必须有社会经验过两年获则以上，有些甚至还要管理过一定人数大公司经理层级的人才能上研究所读书，这些人被拢统归类到社会寄生层次，余鲁也，不明所以然。
二，学潮只会带给社会更多混乱和不安，破坏社会秩序。
反对学生发动学潮的说，青年学生往往鄙视传统，敢于挑战社会的伦理道德教条，因此学生只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破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以五四运动来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走入中国，许多青年学子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岁月。虽然中间仍有许多令人唏嘘的事产生，但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是深植了人心，至少台湾的民主发展，从政治改革到公民新社会运动意识的觉醒，却是不折不扣的往优质民主在发展。虽然大陆很多人不承认台湾的民主发展是优质的，他们觉得很乱，事实上这是对台湾的社会公民运动性质有所不了解的缘故所在。
再举个台湾杜邦事件来说，杜邦事件当时「鹿港反杜邦」的火种绝非从天而降，早在六、七○年代，彰化人已然察觉工厂污水让稻田乌有化，废气让彰化没了新鲜空气，且衍生不少病变，于是当美国杜邦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决定在彰滨工业区设置二氧化钛工厂后，鹿港镇民在民代、社会团体的串连动员下，或游行、或陈情，反杜邦的声势撼动全国。
鹿港宛如梁山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学生前往聚义，台大学运成员在组团考察后还汇编为《台大学生杜邦事件调查团综合报告书》，今为清大教授的吴介民当时就参照旧俄时代「回到民间去」的运动，提出「新民粹」主张。它校学生亦有不少人参与田野，从中滋养批判力道与观照角度。由于反杜邦运动的烽火处处燃，导致杜邦公司于次年宣布暂停鹿港的投资案，反杜邦运动尔后就成为环保运动的经典教材。至于后续的三年后的台大野白合运动等对台湾的民主化，更产生极大助力等就更不用讲了。
谁说学生学潮就一定没有好结果，一定是坏的结局？社会不追究制造学潮的政府和财阀，却怪罪为捍卫自己生活土地的学生们，这种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价值观的错乱问责态度，直叫人无语。
三， 如果书生只会祸国，那么博士学士部长是不是都该换成老农来当？
根据反学生运动者的说法是，学生和老师们，教授们都是象牙塔里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因此让它们参与国政讨论，只会外行领导内行。这话表象上看起来似乎合乎现实，可是却大所不然。只要看各国法令制定和国家政策，包含实际个阶政治领导人，极少没有一定学历的。包含中国个中央部会，韩国，台湾，日本等，专家学者出生的已比皆是，有人提出质疑过这些象牙塔的人不适合领导国政吗？有看过美国或英国，找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夫去出任农业部长的吗？反而是去找在象牙塔中的专家来出任里头重要干部和领导人？
那么说学者专家不是合批评国政，凭书本理论教条是会祸国殃民的，那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人员，看要全换成大字不识两个的来领导，这才符合实务精神是不？恐怕提出专家学者，不适合出任政府领导人的，说书生祸国的也不敢说吧。
既然政府领导阶层都是书生了，那么在野的书生不可批评国政又是什么道理？还是书生就不是公民了？其实说穿了根里头，怕的就是知识分子揭穿了政府当权阶层的猫贰吧。其实早在希腊时期，知识分子界借用在雅典 娜的故事来讽刺统治阶层的蛮横了。神权的雅典 娜因为不满平民的阿拉克妮以平民视角揭穿神的残暴和谎言骗局，因此雅典 娜把阿拉克妮变成了一只蜘蛛。让阿拉克妮从此无法用人的嘴巴说出人话，只能不断的织出围困自己的囚网，把自己困在里头无法出来。而蜘蛛的头小腹大，隐喻了作为平民不需要头脑去思考或学习智慧，只要不断生产和奉献。
阿拉克妮的故事，用于在朝或在野书生的两个境遇，就可以明了到为何会有人那么仇视或一直诋毁知识分子。元朝把知识分子贬低为社会九流，朱元璋将知识分子用官位牢笼，甚至发出诏告禁止书生问政，到现在中国人对书生公知的贬抑，无一不向执政者靠拢，虽然非公知的知识分子对公知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能出于酸葡萄心理，但相信这是统治阶层所乐见的。
知识分子或教授，学生不能批评国是，不但否定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剥削了他们身为国家一分子的公民权利。把知识分子评议施政说成书生祸国，看来也只有专政威权的环境，才能有如此怪异言论。
学生与大学殿堂中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只能活在象牙塔中不问世事，不食人间烟火？或是只会祸国殃民？如果知识带来的只是灾难，人类追求知识岂不是自寻苦吃？!
事实上对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会播提出，甚至成为舆论的主流，归根究底还是老话一句，这还得看语竟是什么。不同语境有不同说话的困难程度，也有长期的被潜移默化，如史宾格勒所说的，人要要能跳出生活语境不受环境泥沼影响真的很难。因此这里仅提供一个另外的思考视角，并不想反驳什么，毕竟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才是大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