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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并具有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共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发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使中国免于内部崩溃和外部侵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领导者之一，在他1919年1月发表的论文里，他赋予了民主和科学各自的昵称，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精英们呼吁建立起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并摒弃一切中国的封建传统遗毒。那一代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中国核心的传统和迷信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们是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和根源。另一方面，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因为它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
民主和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这一认识，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在20世纪初访问了中国，并就实用主义和民主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报告。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在中国的2追随者们由他的学生胡适牵头，试图将他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他们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去。根据杜威的观点，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促使人们去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甚至去调解它们的利益冲突。
无需多言，中国政治精英对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式，与杜威的并不一致。对后者而言，科学和民主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中国的精英而言，它们可以成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有效工具。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成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们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们就会追逐它们。
科学和民主很快就相互分道扬镳了，因为在帮助中国政治精英追求权力和财富方面，它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对民主的激进解读，很快就导致了对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这二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争取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逐渐地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转而诉诸民族主义。科学的命运则相当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准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努力将“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建立了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通过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为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辩护，以认定其科学的本质或合理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端，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这个世纪难题，与今日中国的相关程度不逊于过往。在“赛先生”（科学）方面，中国政府在拥抱信息技术时代上并不困难。确实，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扩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不断地被“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这一全球期望所重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标准化和合理化就成为了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建国家官僚制度、重建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重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政治合法性和当下政权的权威，渐渐以科学的名义得到辩护。科学管理事实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中，科学思维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这种思维观念，尤其反映在名为“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新政策议程上，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初以来在胡锦涛—温家宝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来的。
尽管世界性的科学文化对中国内政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民主文化扩张的影响。学者们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式，即：随着现代和民主的政治安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科学也紧随其步。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对民族国家及其机构进行了赋权，而非对个人进行了赋权。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为特定政治群体的工具，用以保持和增进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仅仅这么简单。在社会力量和国家进行互动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对社会力量进行了赋权。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来支持它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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