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卓舒 （个人资产47亿元，河北卓达集团总裁，51岁，出生于黑龙江肇东，河北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大专毕业，公司总部：河北石家庄。主要行业：房地产、教育、旅游。行业地位：河北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商。2004年，杨卓舒带领着卓达集团开始了造城运动。他计划投资60亿元用10年的时间在河北石家庄建设一个占地30万亩、可容纳50万人的卫星城—“卓达太阳城”。去年3月，他的另一个大型商业地产项目—总面积达22万平方米卓达星辰商业中心也破土奠基，这个中心被称为“河北最大的Shopping Mall”。杨卓舒1993年从《河北日报》社辞职创办卓达集团。）
论民族与历史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作之
前言：
日本阻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评析、推测和总结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方向都是由这个民族自己选择和决定的。不论中国和外国，不论东方和西方，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中，由于外族的入侵导致一个民族发展方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外因诱导内因，使这个民族在发展方向上发生重大变化，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非常明确地被外族入侵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这种改变给这个民族带来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要讲清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讲清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讲清日本侵华对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改变，至少作为一种强大外因，就必须讲清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与日本、沙俄、苏联、美国、欧洲一些相应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也必须讲清自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变；还必须讲清中华民族的基本历史、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
仅仅恨日本是不够的，恨日本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必须十分尊重日本和向日本学习，这是一个优秀民族最基本的理性。
日本作为强大外因对中华民族前进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重新确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这是讲纪念抗战、讲中日关系最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也只有中国重新确定和日本的关系，才能重新确立和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各国家的关系，乃至和欧洲、北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
一、1840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被迫入关
1840年实际上是早期的全球化已经开始，随着欧洲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强大的生产力产生了过剩的产品，推动了全球的商业化，于是东印度公司要将过剩的产品向东亚推销，由此爆发的1840年鸦片战争事件。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中华民族开始真正受外族侵略的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不论是金、元、清，乃至更早的匈奴、羯、羌对中原的入主和进犯，都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范围之内的一种利益的分配和争夺，还不能称之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它只是大中华民族范围之内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纷争。因此，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认定是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开始；但从另外一方面，这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和由于这个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系列的发展机会，其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也就是说，相比之下，后者要大得多。在当今的历史教科书、历史研究上，这一点被抹煞了。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也是不真实的。
原因如下：第一，它使中国开始知道世界，知道自己再也不是什么中央帝国，知道还有更强大的对手；第二，它使中国知道还有工业的力量。因为任何船坚炮利都是工业力量的象征，也是工业力量的结果；第三，它使中国知道除了农业社会，还有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第四，它使中国知道除了儒教之外，世界上还有其它许多宗教，也就是除了中华文化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至于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等等一系列。此外，它使中国知道除了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社会存在外，还有一种国际间的大贸易。这种贸易是战争的一种继续，而战争也是这种贸易创造条件的必需手段之一。因为一切战争最后都是为了利益，而最大利益的获得都是通过贸易来完成，要有进行贸易的商品，就要有相应的工业。
历数184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科技界等等，并开始探寻西方文明。试想，如果没有1840年，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1840年，中国早期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1840年，中国不会开始向世界去寻找发展的机会和模式，尽管这只是在少数优秀知识分子中间，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1840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不可能如此完整地、顺利地知道世界，并且介入世界，1911年辛亥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1840年，不可能使清王朝彻底暴露其腐败、无能和不堪一击，从而加重其统治危机，最后导致其崩溃。
在一定意义上，1840年的某一种客观结果可以看作是入关，看作一个早期的被迫入关。
二、戊戌变法失败是日本侵华的肇端
1840年之后，清王朝又经历了16年太平天国的打击，元气已经基本耗尽，随后发生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一次难得的历史性选择机会，但是由于长达两千余年时间的皇权专制，根本不具备变法改良的社会基础，靠统治者的良心发现，那只能是与虎谋皮，所以戊戌变法只能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一种美好愿望，达不到和清王朝统治者分庭抗礼，从而讨价还价，从而共治天下这样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戊戌变法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件事可以和它相比的。它给中国提供了这样一次选择的机会，那就是日本式或者英国式的改革。如果能实现日本式的明治维新、实行实君制，清王朝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只是董事长，执行总裁已经由民主人士、资产阶级政治家来担任了，而不是王公贵族。可以断言，尽管它晚于明治维新四五十年，但是中国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进步，中华民族同样可以获得生机。试想，以中国之大，如果政治相对清明，国家行政有力，能够统一调动国家资源，包括军队，日本是不敢轻易侵华的。
戊戌变法失败使得整个中华民族更加积弱积贫，只能用一种极其野蛮落后的政治统治来和世界先进的政治体制进行对抗。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是因为军事落后，军事落后是因为工业落后，工业落后是因为科学教育落后，科学教育落后是因为经济落后等。实际上所有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政治落后。英日等打人者都是政治上最先进行改革的。
在戊戌变化失败后，实际上日本侵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侵华不是发生在1931年，也不是发生在1937年。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是我们对日本侵华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
日本侵华之日应该从日本和沙俄在满洲开战的第一天起，即是日本侵华开始。因为，如果1931年是侵华，从1901年到1931年这30年间，日本关东军最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好几万。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有几万或上十万驻军，不管是为了什么进行战争，这个主权国家难道不是处于被侵略状态吗？但我们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所有的历史文献、所有的历史结论从来没有一个去正视这样的历史。这是我对中日战争、对中日俄三国关系、对这段历史的所必须进行独家执言的！截止目前国人中，我是唯一一个把这段历史真相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人，但这不是我的骄傲与光荣，而是一个民族包括我在内的耻辱！
直到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主流媒体、历史教科书和史学界都一致把1931年作为日本侵华的前奏，而把1937年作为全面抗战的开始，而对1898年以来到1931年期间，对日本的侵华缺少应有的认识。这就不可能使中国真正汲取日本侵华的一系列教训；也不可能真正处理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日本侵华的本质、动因以及其真正的危害；也不可能认识日本今天的国际策略，即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日、对华的关系。
三、中俄近代三百年间历史节点的选择
最近300多年的时间，是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时间。自清朝入关以来，俄罗斯开始迅速崛起。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历史事变。中国是以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开始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和康熙同时代的是彼得大帝，康熙和彼得大帝两个人同一个时代的作为就构成了一个历史坐标点、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彼得大帝在对东方文化和亚洲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全球观，他毅然率领俄罗斯脱亚入欧。这对俄罗斯这个民族走向强盛、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定位，这是一个民族的高起点；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对世界一个非常理性而清晰的认识；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向更强大的对手学习、迎接挑战、接受挑战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的民族，也是一个面对未来的民族，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民族，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民族。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彼得大帝率俄罗斯脱亚入欧，就绝对不会有后来强大的俄罗斯。
其强大表现在，即使在沙皇末期，从农业上，俄罗斯是整个欧洲的粮仓，俄罗斯大丰收的时候，欧洲三年可以不用种粮；在文化上，繁荣一时，屠格涅夫、普希金、托尔斯泰以及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灿若群星。直到今天，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艺术仍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仍然是必读俄罗斯文学的，主要还是18世纪、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
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积淀，就没有俄罗斯强大的文化，直到今天，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大锅饭和旧教育制度，莫斯科的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仍然是通行世界的万能护照，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演出团被重用，这不是前苏联留下的，那是自彼得大帝以来几百年文化建设积淀的结果。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定量来进行定性。
由于这种面向世界的眼光，使俄罗斯不仅面对欧洲，也使俄罗斯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上，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亚洲及它背后的竞争对手，考虑它背后的安全，就是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首先是中国，有着几千公里漫长的边境线，其次是朝鲜半岛或者叫韩国半岛，然后是日本。俄罗斯非常清晰地看到来自东方最大的危机或者唯一的危机是日本。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的综合国力每10年就会有一个快速增量，一直到19世纪末期，俄罗斯已经非常清醒地做出判断，其主要威胁来自日本，特别是当日本在黄海大战中把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全部打瘫之后，俄罗斯再一次认识到所谓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在日本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是根本无法做它的屏障的。在此之前，它还认为虽然日本在崛起，中华帝国在落后，但毕竟中华帝国还是非常庞大，日本要是打俄罗斯，就必经中国东三省，清王朝至少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它做前沿掩护，但黄海大战之后，即明治维新40年之后，俄罗斯看到，一个强大的日本已经不把当时的中华帝国放在眼里。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变得非常明晰，即出满洲里经东三省，占据旅顺口，控制辽东，同时控制朝鲜半岛，以此为桥头堡，退可以抵御日本侵俄，进可以此为基地，从海上和朝鲜半岛两个方向去打击日本。俄罗斯还看到，如果东北三省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其工业资源，包括煤炭、钢铁、森林、草原等战争资源也就落入了日本之手。不仅如此，紧接着就是内蒙、新疆、西藏都将落入日本之手，对俄罗斯构成全面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又将为日本提供最重要的资源，那时日本人口稀少，可以组织起来几百万伪军，在日本军的驱使下去侵俄。俄罗斯的担忧是有依据的，因此俄罗斯就采取了主动的姿态，出兵满洲，在旅顺口建了海军基地。
四、日俄早期全球化战略的纷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改变了幕府割据的格局，现代政治文明已经开始出现，尽管实行的是实君制，天皇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党禁已经解开，党派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新闻言论自由，整个国家生机勃勃，开始面向世界，口号是“向世界一切先进的学习”、“拿来一切先进的东西”。在这种全球观下，日本意识到俄罗斯将对自己构成威胁，如果满洲落入俄罗斯的手上，俄罗斯同样可以利用满洲的战略资源、工业资源、人口资源以及地理资源、区位资源对日本构成威胁。于是日本开始积极策划夺取满洲，把沙俄赶回满洲里以外。
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在进行这种势力划分、战略布局对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所谓的大清帝国放在眼中。这就像一栋楼，301和303两家有矛盾，却来到了302家里大打出手，并且雇佣或者奴役302家的爷们儿和娘们儿一块上，当炮灰，打累了砸，砸完了就让302家给做吃的，吃完了一人守着一个屋睡，睡醒了以后接着打。当时的满洲就是302，俄罗斯就是301，日本就是303。
日本在旅顺口通过炸沉船，封堵住整个军港，然后敢死队在侧翼登陆，通过金沙滩那里，然后一鼓作气把沙俄的军队打到了满洲里，从此，沙俄在亚洲就一蹶不振了。
五、侵华的终极目标不是华
从以上可知，日本侵华主要动因是它的全球观、是东亚共荣、是支那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这比侵华作为它的第一目的或者最终目的的危害和耻辱还大，这是我抢掠了你，然后我奴役着你，让你跟我一块儿去从事抢掠，或者让你为我去从事抢掠。
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的每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无一不证明了这样的判断、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日本把中国作为兵源地，组织起来几百万汉奸和伪军去扫荡、去抢掠，把中国作为战略资源地，把中国的煤、钢铁、木材、粮食、布匹，包括一些落入日本手中的中国工业都成为它的战略资源，也包括中国这种在东亚的特殊区位优势。
由此可以看出来，日本侵华的终极目标不是华，华只是它的一个附庸国、一个炮灰、一支伪军、一支借用力量、一种资源、一个战略基地，它要凭此统治整个东南亚，甚至它还要凭此继续西征，甚至想过不仅出现在澳洲，还要出现在美洲。这也说明，这个民族也有其非常短见和狭隘的一面，因为它并不真正了解美国。
六、辛亥革命改变中华民族发展方向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孙中山不得不用暴力来推翻这个毫无希望的政府，于是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是最有进步意义、最伟大的一次事变，尽管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本质上彻底把封建制、皇权专制从中华民族彻底清理出去，但毕竟做了一种宣布：皇权专制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封建专制是中华民族的敌人。
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孙中山先生的一些理想也没有完全实现，但这种划时代的伟大事变使得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尽管这个方向后来受到了日本侵华的影响，发生了轨道的变异，但辛亥革命所昭示的民族发展方向是永远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民族选择一种制度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积淀所决定的，而不是某个突发历史事件能够最终决定的。突发事件能做出这样一种昭示，但是最后不能左右这种选择。
由于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统治，由于清王朝给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留下一个积弱积贫、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小农社会高度分散，中华民族性格阴暗一面的自私、野蛮、残忍、虚伪、懦弱等基本属性的普遍存在，又由于和这个相适应的地方军阀割据，所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胜利所面对的是比清王朝更强大的敌人，真正第一强大的敌人并不是清王朝。客观地说，清王朝的灭亡既是孙中山先生率领革命推翻的，也是这种强大的恶势力和清王朝既勾结又斗争的结果。因为，即便清王朝主观上想治理这个天下，但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治理这个天下了，清王朝已经没有能力调动全国的战略资源，包括军队，来和辛亥革命力量进行抗衡，因此才使得辛亥革命在广州不成功，最后却在武昌成功。
试想，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了来福枪和机关枪，但辛亥革命用的白朗宁手枪就算先进武器了，然后土造炸弹和地雷就是基本武器，酒瓶子里灌上汽油，整一个导火索，一点，抡出去就管用；腰里别一个炸药包，掏地道攻入总督府，炸药包一点掀翻了，这就算赢了，可见清王朝当时已经到了多么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的程度。
所以，辛亥革命能历经百次的大小起义取得胜利，除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以外，也足见清王朝已经分崩离析。当时，很多省份立刻宣布独立，包括山西的阎锡山，就在清王朝眼皮底下独立，然后隔着几百里的清王朝派吴禄贞来节制这一带，控制辛亥革命的力量往北上，而吴禄贞本身就是革命党，就地起义。可见清王朝已经不行了。
七、张作霖是卖国贼
而这时，日本一直盘踞着东北，并且兵力在一天天地增加，而且在东北构筑永久性的工事，同时加快战略资源掠夺，大批地训练伪军，进行军事布防，一步步地把沙俄的力量往北挤，先占领南满，然后中满，最后把沙俄挤到哈尔滨，最后哈尔滨也落入到日本的手里。
日本在东北扩大势力范围，加快屯兵，对东北的统治和掠夺，这本身就破坏着辛亥革命所追求的中华统一的目标。当时东北的统帅是张作霖，实际上张作霖既利用了俄国，又利用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利用日本，以出卖矿山、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作为交换条件。于是一次次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他的每一步扩大都是日本人在支持，实际上这就是卖国贼。试想，手中握有百万地方军警和几十万精锐之师，然后让一个它国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横行，作为军人，本身就是耻辱、叛国和卖国。
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当中，中国是受害者，这是对的，但东北军不是受害者，几十万东北军被一万多日本兵打得抱头鼠窜，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对东北军的评价，不能予以拨乱反正，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的逻辑和结论：有那么一天，不论在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不管是日本，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几十万部队进入，当地的军队可以置之不理，可以与之和平共处，然后任其掠夺和奴役，任其当作战略资源地，最后把一切罪责推给中央政府。如果这不是卖国，还有什么是卖国？如果这不是军人的耻辱，军人还有什么是耻辱的？如果这样的东北军也被同情和讴歌，这个民族还有不是英雄的吗？这个民族吸毒的、贩毒的、盗窃的、拐卖妇女的人不都成民族英雄了吗？因为如果不能抵御外敌，国家要军队干什么？不管其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如何不同，但作为军人必须守卫国土、维护民族尊严，这是天职。
虽然日本人炸掉了张作霖，但这不等于说张作霖是抗日的，这是两回事。选一个更好的奴才，这难道不是理由吗？甚至可以说，日本为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想稳定东北、加快工厂发展、加快地方发展、加快矿山开发、加快战略资源组合。但张作霖一再发动内战，损耗了日本在东北的这种战略利益，又不听规劝，日本人能不杀掉他吗？这和他抗日完全是两回事。可笑的是张作霖被日本人杀掉也成了他抗日的佐证，然后就推演出1931年事变是日军对张氏父子和东北军的继续迫害。张作霖被日本炸掉之后，张学良继任，加上奉军和直系军阀部队第二次大战后，奉军元气大伤、全线溃败逃回东北，加上发生内乱、内讧，东北军这个地方势力处于一种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派来特使，张学良出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才改旗易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三军副总司令，成了国民政府的要员，东三省正式成了中华民国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区属。
经过几十年的掠夺、统治和战略准备，日本国内向外扩张、发动支那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要发动支那战争，就必须全面占领中国，全面占领中国，从而才能占领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乃至印度，才能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攻。所以，占领东三省这是日本支那战争的起点，也是它的战略基地。抵抗不抵抗，日本都要走这一步。因此，日本什么理由都可以找，这个仗是必打的，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初战略远图中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以东北军地方势力和综合实力，来和日军进行对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能要求东北军在张学良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个人，起码能够进行抗衡，而且张学良已经完成了易帜，已经挂了中央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已经不是地方自治，已经是中华民国下属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是中央政府管辖地区，张学良又是中央政府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守土有责。作为这种身份的军人放弃抵抗、望风窜逃，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认为张学良是无辜的，也同样都是不真实和不客观的。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但正面战场主要是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在抵抗着日军的主力，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同样可以通过定量而定性。从长城抗战、华北抗战，到台儿庄抗战、一直到松沪、南京、武汉、长沙保卫战，一直到湘西会战，一直到缅甸的抗日远征军，所有这些重大的正面战场战争，都是国民革命军来完成的，死了几百万将士，这也是事实。
一个民族不能公正地对待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个民族是卑微的、自私的、懦弱的，也是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和未来的。
八、战败投降是日本民族的最大福祉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主要敌手变成了美国。虽然日本在中国纵横驰骋，没有对手，但在强大的美国工业面前，日军就表现得势力越来越弱。比如日军的坦克车、装甲车，在跟苏联红军对抗的时候、在和美式装备对抗的时候，那就像罐头盒子一样，是不堪一击的。太平洋战争结束，日军全线失败，然后美国投放原子弹，然后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紧接着100万关东兵被苏联红军全军歼灭。于是，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中国称为光复。
在苏联的百万苏联红军分几路进入东北，把关东军彻底摧毁之后，迅速挺进到旅顺口，这时候苏联红军已经完全有能力趁势打到日本本岛。而在正面战场上的美军部队以澳大利亚做基地，然后采取岛链政策，隔一岛炸一岛，然后剩下的岛屿没有通讯、没有交通、没有补给、没有战略支援，于是整个太平洋战争局面完全控制在美国手中。
在美军行将登陆日本本岛的时候，日本进行了全民族总动员，连十几岁的孩子和妇女都组织起来。这时候美军考虑到，如果强攻，日本将面临重大伤亡，将死几百万人，而美军也将面临重大伤亡，尤其远离本土，所以美国选择了在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死了20多万人，这是罪有应得。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种恩典，促使它投降，没让它再多死几百万人。对于日本来说，可以屠杀其他国家的人，可以屠杀中国人，遭两颗原子弹，这也是一种应有的报应。
此时，日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苏联占领，接受苏联式的改造；一个是被美国占领，接受美国式的改造。日本做出了这样一种历史性的选择，迅速向美国投降，接纳美军登陆，接受美国制度的改造。由实君制变为虚君制，使天皇成为一种形象和象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国的市场经济原则、美国的多党制引入了日本。
如果说日本在100年间通过和沙俄抗争、和苏联抗争，通过侵华、通过发动太平洋战争、通过发动支那战争得到什么利益的话，这100年间它所追求的、它所得到的最大利益就是战败给美国和向美国投降，从而获得了美国的制度，改造了日本。
今天，日本在二战后重新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号经济强国，成为东方一霸，走在世界强国最前面，实力仅次于美国，这一切都源于它选择了美国。实际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选择，是对这个民族前途的选择，是对未来的选择。如果它选择苏联、选择斯大林就等于选择了集体农庄，选择了大锅饭，选择了高消耗低产出，选择了懒惰，选择了资源掠夺和进一步贫乏，选择了民族的涣散，最后在前苏联解体时，它也会随着苏联的崩溃而崩溃。那么，它今天将不如波兰、不如捷克斯洛伐克、不如匈牙利、不如那十几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那些国家毕竟还有过相当长的一段资本主义历史。
二战之后，世界处于相对和平期，高科技、地球村、全球一体化开始出现，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个国家都在争相恐后地发展，特别是那些民主、开明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有的是在迅速缩小，而有的却在迅速拉大、在进一步拉大。
这是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对历史负责任即是对现实和未来负责任，而对历史负责任其中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给历史定性的时候，必须进行横向比较，必须通过定量从而达到定性。
4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状况和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相近无几，人均财富拥有、国民人均生产总值基本相等，但几十年以后，日本在这100年间取得政治制度的最大获得之后，日本可以不通过战争，而通过商业、通过国际贸易、通过对华贸易，获得了它战争中所根本不可能获得到的巨大利益。
现在人们讲中国一天不用日本货，日本就有上千家企业倒闭；十天不用，日本国民经济将出现紊乱；一年不用，日本经济就将崩溃，但这只是空头理论。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中国已经成了日本最大的国际市场，而当年侵华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不能得到的，今天都数倍得到了。这种得到是建立在它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从而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使得它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优秀潜质得以充分发挥出来。然后它得到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然后就是日本在整个东亚的崛起。这种崛起从而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日本几百年来，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所担忧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
第一，资源问题。现在日本作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国家之一，具有极强的资源吸附能力，包括购买力、储存力、使用力。日本在战略资源上的储备足够100年用的，因此，使得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这样一个资源匮乏国，彻底解决了其本土资源匮乏的问题，使之有能力最大范围的进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从而世界也是它的一部分。
第二，军事国防。在今天，中国打不了打日本，朝鲜打不了它，韩国打不了它，东南亚哪个国家谁也打不了它，不仅如此，连俄罗斯也打不了它，日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除了俄罗斯对自己的这种威胁。因为在经济上，也是等于在政治制度上、在工业上、在潜军事力量上，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日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造出几千颗核弹头。同时，凭借经济实力，日本立刻可以造出几个大航母战斗群，可以造出上百艘超过俄罗斯任何一艘的战略核心艇。所以，俄罗斯也不再是它的威胁，日本已经加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格局。
第三，国际地位，日本自明治天皇开始，提出向世界学习，学习先进的东西。而现在日本不仅是学习，同时在输出，不仅免除了外来威胁，而且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世界七强之一。因为日本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它有自己独到的发言权。因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高于联合国会议，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这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虽然是东方国家，但它的经济力量划分可以进入西方七强。
因此，二战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的失败相对日本所获得的，它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它的获得是巨大的，即便它损失的纵然再多，那也是为了获得，都不如它投降以后获得的多，获得的永远，获得的范围大，获得的成本的低廉。因此，这是日本真正胜利的开始，使这个民族完成了再造，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选择了一个民族发展的全新道路。于是，日本有了今天，也有了明天，有了未来。
九、民族必自毁而后他民族毁之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像日本这样巨大而深远，几乎是决定命运的伤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是这样涉及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前途的、未来的，是一个长时间都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这种创伤是极难治愈的。
那么一个小小的日本，何以对一个庞大的民族造成如此致命的打击呢？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历史选择方向呢？从内因上来说，还是中华民族自毁，中华民族自毁而后日本毁之。也只有中国，也只有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特定的民族，才能在日本这样外力的作用下，发生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才能造成如此深重的伤害。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侵略另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说不胜其数，造成深重伤害的，历史上也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受伤害像中华民族这样深重、这样长久、这样几乎不可治愈。这是因为这个民族自身具备了这种被伤害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如下：
第一个原因，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皇权专制。如果说自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那么到1898年的时候，或者也可以说到不了1898年，早发生戊戌变法了，戊戌变法也是会成功的。因为变法的力量将变得非常强大，即自由化的力量、地方的力量、民族工业的力量、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力量、先进知识分子的力量，以及外来的力量要求变革，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关系，但恰好是两千年的皇权专制使得这种变法的力量非常微弱，使得变法的社会基础非常弱小，有这种要求但是并不强烈，形不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就变成少数优秀知识分子、少数世人的一种激进行为。
面对戊戌变法，清王朝毫无心理准备、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和经验准备，也包括能力准备去接受。因为他们从来没经过封建制的训练，即从来没有给地方政府丝毫的地方自治，即立法和自由行政；也从来没有任何一点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这种划分，包括交易，包括冲突，包括对抗。所以清王朝对戊戌变法，不仅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接受不了，从历史、从经验、从见识、从心理承受能力等等，哪一个方面都无法接受。不接受的结果是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结果就是和日本的差距已经落后于明治维新几十年，然后这种差距继续拉大。所以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几年，日本已经开始了全面侵华，至少在满洲，而且是在清王朝的发祥地，事实上已经占据了东三省，但清王朝对此毫无反应能力，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上的。
一个王朝可以随着时代变革而被推翻、被淘汰、被埋没，烟消云散，但任何一个王朝在一个民族历史上都构成一个个不同的节点，都是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某一个刻度，都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都已经形成一种不可改变，一种积累。清王朝给中华民族留下的积弱积贫却没有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消失。
第二个原因，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低素质的落后民族。民族确有先进落后之分，如想改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选择。一个民族落后是因为它选择了相对落后的制度。选择先进的制度需要勇气，需要关怀群体、关怀社会、关怀政治、关怀政权，需要驯化政权、死人、流血、有牢狱、有破产，但繁殖力极强的中华民族又是最怕死的民族。因为惧怕死亡，所以许多并不需要死亡的代价能做的事情而没人敢做；因为惧怕死亡，所以将就忍受；因为惧怕死亡，所以汉奸遍地，这是一个最没有血性的民族，也是最残忍、最没有人性的民族，最自私、最虚伪的民族。勤劳、勇敢、正直、善良，地大物博，纯属千古谣传，只能找到大量相反的例证，却很少找到正面的例证。
在历史上，元朝蒙古人以100万人统治当时中国1亿多人口，清朝满族以200万人口统治中国2亿多人口。这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给了日本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信号和一种信心，就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是可以由少数强权、少数武力进行奴役、统治和征服的。这也是日本为什么把中国作为它侵略东亚战略策源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还不为中国的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因为日本看到，可以组织起来几百万汉奸去驱使和奴役，去充当炮灰和先头部队。
知耻而后勇。一个不知羞耻的民族，一个不知自省的民族，一个不知痛苦的民族，一个不知流泪的民族，是让人悲哀的民族。不能想象，几亿人津津有味地看着无聊的贫嘴相声、肥皂剧，尤其是那种花钱买的录音笑声的室内场景剧，或者清宫戏、皇帝戏，一个个傻乎乎地扬着个脖子在那看，直看到脖颈骨质增生、脑供氧不足，然后还在傻看、傻笑。挨打是挨打者自己造成的，因为落后是落后者自己心甘情愿落后的。日本的侵华战争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时光不能倒流，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但可以改变现在，更可以改变未来，而要改变现在和未来就必须正确认识历史，而不是煽情式的认识历史，而不是伪历史，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而不是为了某种遮掩自己，而不肯羞愧、内疚、自省的历史。
十、中国未来的国际关系
关于中国未来的国际关系。曾经有人把二十一世纪称为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儒教复兴的世纪。这除了无知，此外再几乎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如果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是一种蒙蔽、一种欺诈，一种对全民、历史和未来的不负责任。
看清过去，而知现在；看清现在，而知将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纵深背景之下，看中国的国际关系。前些日，有人给当局出策略去结盟俄罗斯、拉拢印度，这是典型的小人式的人际关系原则，一个不正派人的处世之道拿到国际上去处理国家关系。俄罗斯仰仗着美元，改变了俄罗斯的是美国，直接发生联系的是欧共体。俄罗斯不可能跟中国结盟，300多年前彼得大帝的时候都不结盟，当年的斯大林和中国也不存在结盟，只不过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
那么，北起堪查加半岛，一直到南太平洋，这就成了一个岛链，由若干岛所组成的锁链。紧接着韩国不可能成为盟友，紧接着日本，日本就更不可能了，政治制度的冲突。然后再往南，越、老、缅等东南亚这些小国，再往南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也不可能了。连第一圈封锁线都出不去，更别提澳大利亚、新西兰了。
西南是印度。印度的工业布局、经济布局，有畸形发展的一面，但由于国家已经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再认为某一个国家、某一种产业增长过快，一条腿过粗，这已经是冷战时期的传统思维概念。因为，一国任何产业的过剩，都不是真正的过剩，而是以世界市场行销不动作为过剩标准的。印度这种国内的暂时不平衡，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所以，印度和俄罗斯结盟，也不可能跟中国结盟。印度战略中的对手就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正在和印度互融，也正在继续向西方靠拢。
如果不能认清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现在关系，乃至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关系，我们的国际关系定位也将非常困难。战后，日本从中国得到了它在战争中所根本不能得到的巨大利益，中国成为日本国际上最近、最大的一个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日本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那么，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关系，实际上是这种历史关系的一种延续、一种必然选择。今天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上的关系，想跟日本无论如何改善关系，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盟友。
而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按照历史上远交近攻也罢，按照现在新的世界格局也罢，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依然是日本和俄罗斯。
因此，从历史上、从地域上，从国际关系上，日本、俄罗斯与中国的矛盾、冲突、利益等等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扯不断的，也是必须要处理好的。
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是对待现在与未来的态度。一个不知自省、不知惭愧、不知痛苦检讨的民族，一个对自己民族精英一茬茬戕害，一个自我精神迷恋的民族，注定没有美好未来的。
我恨日本，因为其曾给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带来了意外的阻滞，不正视中国历史便读不懂我的话；我恨日本，是其改变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上半期做出合理选择的某种可能，而其自身在罪孽深重的侵略战争失败后，却做出了投降的合理选择，即做出了民主与法制、即多党制政治文明的选择，而中国却只能选择追随苏联，而今苏联已死掉，早已垮了，早已完蛋了，而当代中国却不得不承受付出这种选择的巨大代价！；我恨日本，是因为发动侵华侵东南亚的战争虽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带头，却得到了几乎全日本“人民”的全力推动；我恨日本，但我更恨一个无耻的民族，一个不知自省的民族！一个伤疤未好便忘了疼的民族，便是无耻的民族；一个千百万人踊跃当汉奸的民族，便是无耻的民族；一个几万、十几万军人放下武器任人屠杀而屠杀者人数少之又少，被杀者毫不反抗的民族，便是无耻的民族；一个以造假为生，以糊弄为长，以普遍不负责任为习惯的民族，便是无耻的民族，一个只要有一点点办法也要竞相逃离生产与创造，几千万人不工不农不产不商，不在田间不在工地不在井下——在衙门及准衙门活生生消耗民脂民膏却被作为民族精英和造福者的民族，更是虚伪和荒谬的民族！这样的民族，过去挨打，现在挨打，今后注定还是要挨打！知耻而为勇！若想不再挨打，若想姊妹不再被强奸，若想不当亡国奴，发愤图强，就在今天，而不要“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到时就吼不出来了！
在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不仅完全可以被少数外族入侵、奴役和肢解，而且也完全可以被极权、高压奴役和统治，并且可长达百年千年时间。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耐受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所无法比的。
因此，直到现在，我批判劣等文化、恶俗文化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国歌》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到今天还带着奴相，带着那种极其消极的心理，从来没有过主动，从来没有过理性和预见，没有想过为明天负责，一切都是被迫。这也是一种国人心态、一种民族文化的写照。
一个愚昧的民族，不仅在政治制度选择上，在民族的命运选择上，是愚昧的，而且在最基本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选择上，在切身利益的选择上，也同样是愚昧的。
愚昧对极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普遍的、是共存的。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统治，使用愚民政策，民被愚久了，于是就成了愚昧，但极权统治者统治久了也变得同样的愚昧。这就是我所讲的，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合格公民的国度，能产生优秀的领袖；不能设想一个落后的种族能够拥有成批量的社会精英；不能设想一个素质低下的民族能够创办国际一流的大学、产生世界一流的艺术品、文化作品等。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巨大的进步，人的质量也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和那种多元化、自由化、以单体的个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单元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民族的人口基本素质在世界上仍然是十分低下的。这种低下表现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生存的空间、生存环境在日益恶化。现在说为子孙计、为中华民族长久计，都已经被人认为是一种空洞的理想，极少人为之所动了。就在当代、就在眼前，人们也是只顾早上不顾晚上，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又遑论后代呢。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过量残留的农药、被肮脏的空气、被假药假酒、被恶劣服务、被劣等产品、被我们越来越恶化的环境、被日益猖獗的恶俗文化折磨着，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一旦有条件都要从事这种勾当。
这就是现实，也是我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劣等文化、恶俗文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