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灾难性”医疗费用背后
2005年冬天来临之际，北国大地寒风凛冽，白雪皑皑。
关于医改还陷于争论之中，冰城哈尔滨发生了两件全国瞩目的事情，一是松花江上游污染，全城停水。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发了一则消息，哈尔滨一位老人住院67天，花费了550万元天价医疗费用，老人因医治无效在医院病逝。
前者，因为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泄漏事故，有毒液体流入松花江，造成了很大污染。事故原因与环保局无关，当地政府在处理上有些疏忽。后来，吉林市政府一位分管的负责人因此自杀，国家环保局解振华局长辞职。解局长在事故发生时，正在拉美参加国际会议和访问，并不知情。应该说，他的辞职体现了政府官员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但天价医疗费用，及此后发现的哈医大二院巨大管理上的漏洞和经济大案，卫生部门的态度就不尽相同。正是一连串这类事情，使我们感到了医改欲来的“满楼山雨”。
需要略作解释，“天价”医疗费用，用国际上通行的专业词语来说，便是“灾难性卫生支出”。近几年，世界组织和欧盟援助我国继续研究测算卫生筹资和利用的公平性，特别是测算了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调查结果发现问题十分严重——我国城乡居民灾难性卫生支出向高收者集中。（《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第2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这就是说，过去低收入人群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甚至倾家荡产的比较多。而现在，一些困难家庭看不起病，不得不放弃治疗，有的干脆回家等死，因此灾难性卫生支出反而减少了。而由于看病费用高得离谱，连高收入的家庭也承受不了，也出现了灾难性的卫生支出。
不久前，浙江温州一位朋友小郑来，他是办企业的老板。在茶室聊天，他得知我在写医改的书。问，要不要赞助？我说不用啊。他说，医院的问题太多了，是该好好地揭露。他说，年前岳母得病，夜里十点多点钟来电话，我赶紧要叫车送县医院抢救，还找了关系找医生。因是脑溢血，不到二小时，人没有保住，花去了3.8万。我们全家都在哭，值班医生走过来，向我再要2000元的加班费。小郑叹了口气说，平均1小时2万元，老人走得快，假如多活几天，再有钱也会支持不住。
这都是天天在医院中发生的平常事。
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的天价医疗费用，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这位花费了巨额医疗费用的老人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一所中学的离休老师。一年前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在哈医大二院住了些日子后，2005年6月1日，送进了该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ICU）。
哈医大二院是哈尔滨屈指可数的大医院，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平民医院”的代表。它位于哈尔滨市郊，周边是庄稼地和村庄，去看病的多为农民，因此也被称为“屯子医院”。现在城市发展快，医院发展更快，已经成为占地50多万平方米的花园式医院。重症监护室所在的外科大楼雄伟富丽。当时，规模更大的门诊大楼还在兴建。
老人生命最后67天的医疗费用，大致是这样的：住院费用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其是最多的两天交了18万元钱。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计耗资达550万元。此外，“除了医院开的那些收据单，还有翁文辉在住院期间召集的专家会诊，一共用了近1000万元。有次会诊，光请一个专家的出诊费就用了30万元。”
实际上，医院的收费五花八门，计费重复，漏洞百出，并发现病历上有多次涂改。送走父亲后，翁文辉的儿子在悲痛中冷静下来，思量着这些钱是否花冤枉了。父亲住进医院时尚能自己走路，是走着进来的。即使是绝症，说不定不必花多么多的钱，也能活几个月。
他开始向卫生厅等有关部门投诉，先后寄材料投诉上百次，没有结果。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最后不得不借助媒体，找记者反映问题，把天价医疗费用的事件捅了出来，而且，在网上迅速传开了。
这时，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就没法不予理睬了。
本来一个平常的中学退休教师，是花不起那么多医疗费用的。
翁文辉的儿子经营一家公司。送父亲住院时，他说了句，不管花多少钱，也要给父亲治病，这是做儿子的本分。说者有心，听者更是有意——一般地说，现在医院一些人关心患者的经济状况，甚于对病情的关心。
哈医大二院各科室收取的药费，与奖金直接挂钩。如今来了个“大款”他爹，还不该出手时就出手？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电影，后来又拍成了同名电视片，使人们一想到这座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就想到夜色与闪烁不定的灯光，那里有和平安宁，也有黑暗与阴谋。550万元的天价之下，给人太多的怀疑和想象空间。莫非，天价下也有沉沉的黑色么？
翁文辉的儿子翁强举证的材料不少。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披露此事后，全国都知道哈医大二院，并引起了中纪委、卫生部的重视。11月下旬，卫生部等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后来，调查“升级”为中纪委、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和黑龙江省纪委四大部门的联合调查。
调查组几进几出，调查越深入，发现事情变得像一团乱麻。若陷进细枝末节的纠缠，和繁琐的举证认证，时过境迁，头绪就不容易理出来——其实，个人和一家医院、医院的若干管理医务人员的纠葛，本来就已经很不对称了。你对医院不断的高额收费，是由完全信任，逐渐转为怀疑，而病历等又掌握在人家手中，你即使有一些复印件，又很难完全说清。比如，按医生的要求外购药品，放在医院里下落不明，你发现医生卖给了别的患者，有人收了钱。半年过去了，现在所有人都不会承认有此事。
教科书要求医科大学的学生如何认真科学的分析病症，纪录病历，当然不会告诉学生不能伪造、修改病历。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不能造假，作假，这不仅是为医，而且是为人的根本。
以后的调查证实，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病历和医疗信息涂改，尤其是在病历中出现较严重的伪造现象；如病历单中出现1180次会诊，每天会诊近20次。血库出血单与取血量对不上，多取的血到哪里去了？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不符；过度治疗，过度开支，重复收费等，收费方面甚至出现了10万次分析。
这些问题都是院方提供的材料反映出来的；危重病监护室值班医生有两次无证上岗，而且两次替别人下医嘱。自购药品事宜比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药品去向不明。科主任管理混乱，患者病危时，值班医生给家属发短信叫其回来，心外ICU主任范玲教授却让家属去买演出的节目单。
……
2006年4月下旬，卫生部及国务院纠风办通报了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通报称，哈医大违反规定乱收费、违法违规伪造和大量涂改医疗文书等问题，是一起典型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乱纪”事件。
其实，对于一家有名的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只指出在病人病历上严重造假、做手脚，而且并非是无意的差错，很可能是掩饰过犯，想抹去事实的痕迹——这已不仅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了，多收了几十万元，也足以构成公众信任上的危机。
哈医大二附院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用，对富人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况且，这个掠夺式的“疯狂治疗”，最后以患者的去世落幕。
我想起陈莲河老先生对鲁迅的病中父亲说过的话，其实还是很温柔的。陈莲河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冤愆”？当时鲁迅先生只怀疑中医的“科学性”。但哈医大二院却是现代医学，医生们大抵不会相信因果报应，怀疑病人前世有什么“冤愆”之类的问题。
哈尔滨虽然有些遥远，但在新闻曝光后，拧紧了全国人民对医改的急切心情。500万是天价，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多收5万元，甚至5000元都是“灾难性医疗支出”了。正是“天价医疗费用”，击碎了公立医院等同于公益性的神话史观——毫无疑问，一切都需要重新定位，是否具有公益性，需要接受监督与事实的检验。
“天价之下”，芸芸众生岂能好活好死？
在调查开始时，一些人不是向患者及家属表示道歉，却先质疑媒体报道“天价医疗费用不实”，这实在令人惊诧。调查中，纠缠一些差异，可查证的“违规收费20万元”，“由于患者及家属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包括自购药的数量、渠道和依据等，因此价值400万的自费药数量不能定论”。在当代医学史或者道德的法庭上，需要这类举证么？
其实，乱象和疑点是很难冲洗干净的，突出报道不实也只表明一些人有难言之隐。即使一个病人住院60多天，医院显然故意违规，多收了20多万元算不算一个很大的数目？卫生部明文规定医生不准向患者推荐自购药，也不允许自购药在医院里使用，可为什么天价药费中，都有巨额自购药的影子？
医生的“仙人指路”，让病人到指定地点去购买推荐的药，往往个人都有巨额提成。我曾与一个医药界人士谈及此事，他说，提成比例至少在百分之四五十，这是潜规则，即200元一支的药，医生可提成100元左右。如果真如是所说，获利一定不薄。这些，都统统深入调查了吗？
34 美女巨贪：天价医疗费用下的医院管理
本来，在遮遮掩掩下，天价医疗费用事件总算过去了，风息浪止，一片祥和。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疗伤未必都需动骨伤筋。中国如此之大，每天都有许多新闻大事吸引公众焦虑的视线。
卫生部派进哈医大二院的几个调查组，由卫生部监察局局长，升级为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纪检、审计等部门也开始介入。当他们在住院处核查翁文辉的住院票据时，发现住院处财务出纳员王丽丽经手的票据中，差了7500元人民币，可是她月报账单及余额却是相同的，没有这7500元的任何纪录。住院主任接着又核查了王丽丽经手的其他三本账单。结果，合计差款居然达100万元。这就是说，从患者那里收上来的钱，落进了她个人的口袋。
可能是消息走漏。两天后，王丽丽携款潜逃。
此后，这位哈医大巨贪的故事后演绎成为一部“追捕”电影。她先后在海口、桂林、柳州、成都、沈阳等地出现过，甚至还回到哈尔滨一次，侦察员往往都晚到一步，使王丽丽走脱。甚至，有一次获得确实消息后，还通知铁路公安部门，突查了58次列车的包厢，对所有乘客进行排查，但王丽丽已经乔装改扮，神态自若地出示假身份证，晃过了铁路公安人员的鹰眼。
20多天后，戴假头套的王丽丽在上海被抓获。
从2003年至2005年近三年时间里，王丽丽在为患者办理出院结算时，利用自己填制记账凭证向财务报账的机会，修改结算票据上的数字套取现金，共贪污公款970余万元，平均每天套取现金1万元。而医院也无人复核记账凭证和票据。
她还用贪污的公款，为丈夫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准备长期吃医院和病人了。
通过对王丽丽同岗位的财务人员的审计、对账，检察部门又在这家医院挖出了5件5人贪污大案。人们常常腐败贪污之类归之于个人品行上的缺陷，如果在同一岗位上有众多的人犯同样的毛病，那就不能这样简单地认知了。
2007年5月，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的风波，早已过去。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定王丽丽贪污公款973.6万元，以贪污罪判处王丽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个月后，这个判决经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核准许。
已死的翁老师，和该死的正在狱中服刑争取重新做人的美女巨贪，似乎不相干，又有联系。如果不是逝者死不瞑目，家人锲而不舍地要讨一个说法的话，王丽丽们可能至今依然日进万金，无比快乐地享受生活。因此，有些媒体把报道的题目做成《哈尔滨天价药费续 美女巨贪贪污近千万》，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习惯把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称之为“漏洞”。就像一件衣服，有几个小破洞，并不妨碍穿着，影响美观，而且穿起来受用。但我实在想不明白，划破老百姓的口袋，漏到医院；再割破公家的钱库，漏到一些人自己的腰包，这样的“漏洞”是两个呢？还是原本就是彼此相连的一个？
在哈尔滨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事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哈医大30岁的在职博士生王雪原。四年来他一直在哈医大二院心脏外科ICU工作。在翁文辉住院的两个多月里，作为翁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参加了大部分抢救治疗工作。医院成立调查组时，王雪原是被调查对对之一。就是在他接受调查组询问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科主任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说什么不说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
经过再三考虑，王雪原还是决定向医院调查组说出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可几天后，当王雪原第二次被叫去协助调查时，发现应该负主要责任的ICU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等人都在场。病人的病历等，正是她组织修改的，而他们现在又成了组织的代表。在他们的注视下，王雪原这时觉得一些想法已经不便说了。
随后，王雪原神秘“失踪”。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雪原终于回来，以决裂的方式，提出了黑幕。
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采访，原文比较长。他揭露的一些情况，对当时调查组弄清真相来说特别重要，而今天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倒是他一些沉痛、沉重、经过长考后说出来的心里话，长久地在回响，振聋发聩：
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与其痛苦于内心挣扎，不如痛快地站出来说话。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就好比给死水带来微澜一样如果能够给医疗界带来一点点震撼，带来一点点改观，也算是我的贡献。
许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归结为医疗制度改革的失败。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目前，医疗界流行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种机制必然要出大问题。就算整个大的医疗体制不改变，我认为在医院这个小环境里，认真汲取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剧痛教训，加强医院监管，特别是对科室领导的监管，才能让一人有所收敛，才能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个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我们医院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要彻底解决看病贵问题，需要切切实实地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
35 “天价医疗”下的百姓
当然，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事件，虽然如此极端的现象不多，但也不可能是一个孤证。
此后不久，又爆出了深圳医院天价医疗。患者生前曾是蛇口联合医院的院长，住院时已退休。2004年8月底，因心脏病急入蛇口联合医院，几天后转入南山医院透析。9月13日转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在该院ICU住院。2005年1月10日病逝，住院119天，花去医疗费用92万多元，再加上医院推荐给家属的自费购买的药品费用，总计120余万元。
悲痛过后，患者的家属翻看账单，也发现有不少疑点，遂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2005年底，终于水落石出，广东省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这起事件调查的结果，认定深圳市人民医院的过错主要在于“重复计费”和“提高标准，多计费用”，违规计费68项，共10万2000多元。
2005年的冬天，医疗卫生界特别多事，如同一阵阵北风，让人心寒。
2007年8月，湖南又爆出一个天价死亡事件。一个叫陈小梅的退休护士在自己工作过的医院里住院56天，医疗总费用20.28万元，平均每天近3500元。由于被诊断为严重中暑、合并多器官衰竭，在病人住院的58天里，有57天在ICU（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按理说，应该得到精心的护理，但竟然生了褥疮，臀部烂出一个大洞，以致露出了骨头。无奈之下，家属只好转院，但已错过了有利的治疗时机，老人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与哈医大二院相似，这家医院除了篡改和伪造病历外，ICU的大夫也向病人家属推荐自费的“外购药”。这种叫斯皮仁诺的抗感染口服液每瓶807元。病人家属感到药名很陌生，问医生疗效如何，医生说：“不知道”。问，“有没有副作用，医生不耐烦地回答：“不会死人的”。问：“这药能进医保报销吗？”“不能。”“不能进医保，那你为什么推荐我们用？那么多抗感染的药都可以用，为什么偏偏要用这个？”医生竟然说：“没有见过你这样女儿，你不用这个，是不是想让你妈早点死？”
9月29日晚，病人家属自费叫了120急救车，连夜将母亲转送当地另一所医院。急救人员准备将病人抬上车，却被病房负责人拦住，要求立下字据：“今后陈小梅的一切都与本院无关。”立完字据，病人家属想带走母亲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但被严词拒绝，甚至连医保证也被扣下。
在另一家医院做检查后，医生诊断陈小梅根本不是中暑，而是脑梗塞。在这家医院，病人又度过了近一个月，终因抢救无效而去世。正因为有两家医院的比较，病人的家属才意识到，陈小梅的女儿何慧愤怒地发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杀人的医院”？医院与患者究竟谁有病？
2008年2月15日，春节刚过，何慧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口气写下近5000字，将母亲住院期间的20多个疑问提出来，发在搜狐社区论坛。随后，帖子被网易、千龙网、凤凰网等网站转载，一时间激起网民纷纷议论，跟帖数千条。
36 宿州：眼球事件的背后
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白内障早已是一个简单小手术。而在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老百姓却被摘除眼球后出来，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样更恶劣甚至恐怖的医疗事故了。
2005年12月11日，星期天。
安徽宿州市立医院为10名患者作白内障手术。
来自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徐庆医生主刀，同来的某科技公司眭国荣、眭国良兄弟在边上帮助，取出人工晶体，操作超声乳化仪，与宿州市立医院医护人员一起，为王广凤等10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手术的名称比较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及人工晶体植入术。
这是最平常不过的手术，他们一行与宿州市立医院合作，已经进行了200多例，医院仅此一项已经收入31．8万元。当然徐庆、提供人工晶体和设备的眭氏兄弟及相关人员，也有不少收入。孰料，手术后一波三折，10名患者全部出现了感染，病情直转。而动手术的专家早已不见了踪影，无法在第一时间采取手术补救。30个小时后，由于感染特别严重，患者被紧急送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抢救。由于病情严重，为了保住生命，其中9人单眼球不得不摘除，1名患者眼玻璃体被切除。倾囊求医的患者，不料在宿州市立医院，使光明的希望变成了无限黑暗。当电视台播放采访受害者及其家属节目时，情形之悲惨，使人特别地揪心。
其中包括72岁的幼儿园退休女教师张淑玲，眼球被摘除后，这位满头银发的老教师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患者张辞华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农活，已经65岁了，身子骨还非常硬朗。母亲与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父亲相依为命。为减轻女儿们的家庭负担，在每年收割季节，母亲都到人家田地里拾别人漏掉的麦穗、稻穗，维持老两口的生计。她的女儿说，为了不让母亲双目失明，几姊妹省吃俭用凑了一笔钱，带着老人来宿州做手术。“俺们本想表表孝心，谁知却害了俺娘！”
家住宿州市桃沟乡的宋巨玲老人虽已年过8旬，但由于几个儿子家庭条件都不好，老人家自己还种了两亩地以补贴家用。由于两只眼睛都患有白内障且日益恶化，老人的视力越来越差。为了不影响下地劳作，老人咬咬牙卖掉两千斤小麦、五百斤黄豆，还向村里的乡亲借了一千多元，凑足2800元手术费来宿州做手术，谁知眼睛没治好不说，还被摘掉了一个眼球。他无限忧愁，“往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啊！”
……
许多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医疗服务中的种种，行业人士沉默或者遵从了的潜规则，在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这也是医疗商业文化中最为阴暗之处。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可能想象的。
其实，这类专业人员走穴早已有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星期六”工程师，还有演艺界的明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讲学做课题等等。“星期六”工程师往往有专利和工厂技术泄密的纠纷，明星走穴也有假唱、罢演等风波。这些都是技术市场、演出市场不规范常有的，大牌明星多有经纪人。本来，医生是自由职业者，在多点执业也是很正常的。但现在的事实是，不少医院的医生也有“经纪人”，他们事实上也在多点执业。
徐庆应该是技术不错的上海大医院的医生。成千上万医生都在“走穴”，多点执业。只是他命不好，比中大彩几率还低的倒霉事情落到了他的头上。对他问题的定性是，没有办理异地执业变更手续的，经过司法鉴定，10名患者的伤情均已构成重伤。他后来被取消了执业资格。
眭氏兄弟构则成了非法行医罪。他们在法庭上辩称，是宿州市立医院组织实施手术，他们只提供医疗设备和人工晶体，不存在与患者之间的医患关系，故不构成非法行医。辩方5名律师也在庭上作了无罪辩护。
问题不止这些，梳理出头绪也并不特别的复杂。
眭氏兄弟办了家经营医疗器械的“上海舜春扬科技贸易公司”，他们联系到宿州市医院领导，并称可以帮助请上海大夫利用节假日到这里来做手术，只要院方能提供患者，就可以获得分成。双方一拍即合。院长郝朝春兼任市卫生局副局长，自然谈不上行政监管、请示什么的，只要他批准就可以了。
中央电视2006年1月16日播出的《焦点访谈》上，宿州市立医院原眼科主任介绍，“每做一例这样的手术，舜春扬公司就会给帮助联系患者的医生和该院院长郝朝春提成。”
宿州市立医院和上海这家科技贸易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是2003年。在这起眼球事件发生前，他们已经互惠互利地合作了好几年。在由舜春杨公司组织手术期间，也曾发生过患者因白内障手术导致眼睛接近失明的事故。
协议规定，由公司提供部分医疗器械，组织眼科专家、护士到宿州市立医院开展白内障手术，宿州市立医院负责组织病员，并负责手术前后的病人处理工作。每进行一例手术，公司收取2100元，其余收入归宿州市立医院。据记者了解，12月11日进行的10例手术，每例手术费为2800元左右。当然，这些不包括手术耗材和其他费用。后来在处理眼球事件的调查中，发现两年来宿州市立医院通过这项合作，非法所得已有30多万元。
有一些环节是不能忽略的。
一是医院的院长在每一例手术是都有提成，而宿州市立医院院长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兼任——这是典型的管办不分。难道卫生局长不知道与非医疗单位合作是违规吗？二是宿州市立医院制剂中心违规生产的眼用平衡液。“违规”概念上也有些模糊不清，医院自用制剂生产经过了多次清理，也都有而且需经药监部门批准。宿州医院的“眼用平衡液”是否是非法生产，是否是劣质产品？三、上海来的“走穴”医生，还自带“手术医疗器械、人工晶体”等，他们这些医疗器械是自买的，还是医院采购的？这种自带医疗器械进手术室，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其实难有质量保证。
引起这次大面积感染爆发的是绿脓杆菌。院方承认，在这次手术中，使用的是宿州市立医院制剂中心违规生产的眼用平衡液。但由于手术医疗器械、人工晶体等都是从上海方面违规私自携带过来的，感染源头还不能最终确定。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是，并非所有白内障手术都要换人工晶体，这是不是有过度治疗之嫌？
对医疗事故进行举一反三的剖析和思考，本来是医改最好的教本。但可惜，我们实在看不到这一点。
调查的结论永远义正词严：该事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其主要违法、违规问题是：医院与非医疗机构合作，为非法行医提供场所。医师违规，擅自外出执业。医院管理混乱，诸多环节存在医疗安全隐患。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等等。
异端的声音永远存在。一位业内人士对媒体记者说，预防医院感染是花钱但不产出效益的工作，不受重视在所难免。其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国家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不甚完善，作为医院，不得不控制成本支出。否则，医务人员的工资何来，医院购买必要的检查设备的钱何来，医院进一步发展的资金何来？在现有医疗体制的大背景下，医院追求效益也是迫不得已。问题绕来绕去，最终又回到了医疗体制的症结，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这个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上。
这番话真是出人意表，说者轻松，闻者心凉。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道血脉，一种高贵的精神。翻检医学史，如果业内此种思潮泛滥、人文情怀与道德精神缺失，那么如果有一天医改失败，一定是败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但全国人民都看明确了，眼球事件背后存在一个利润链，它牵引着医院脱离了讲求经济效益的正轨，这种欲望冲毁了规章建立的防护墙，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责任心和警惕性。涌动不绝的利益以及心存侥幸，即使没有宿州“眼球事件”，而类似的恶性医疗事故也必然会发生！
如果当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上，接连发生诸如此类的“眼球”事件，出现这等斑斑劣迹，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高层，特别是公立医院“传承”到今天，确实应该好好考虑它所拥有的那种体制和机制，除了一以贯之的荣光和优越性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不足和缺陷。
37 “猫捉老鼠”游戏中的医院院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医疗卫生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
医乃仁术，是德本财末。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宗旨灵魂的败坏，这正如古人所说的“医人之膏肓也”。（孙思邈《千金要方》）显然，不能把这些统统归咎于“卫生体制改革”造成的。
但造成全行业的“精神”普遍雪崩的，除了偶然因素外，一定会有“环境气候”变化、增温等原因。处于雪崩中心的，是医院的院长们。毫无疑问，与掌握土地审批、工程建设权力等部门易出贪官一样，院长在中国也成了高危职业。
如果我们在网上输入“医院院长”“腐败”等几个词的话，立即会出现成千上万条医院院长因贪污、受贿等等落马、被查处的消息。有的医院甚至出现连续四任院长“前腐后继”，有的地区甚至同时出现十多名医院院长一起被查处的消息。与医院院长案件有关的，还有一些财务、药房、设备等科室相关的负责人，有的还成了窝案。
这些贪腐受贿的案件，手法单一，毫无新奇之处。大约有两类，一是在药品、耗材、医疗设备采购中索贿受贿；二是在医院发展建设、大兴土木、基建工程中受贿。第一种行贿的多是些医药代表，学历较高；而后一种主要是工程承包商和包工头。
过去医院进什么药，医生提出来，药剂科长说了算了；后来需要经过药事委员会，最后要院长同意。特别是一些小医院或专科医院中，用量大的药品或耗材，院长即使最忙，也都要亲自抓。
据说某一医院院长，还是院士，在他年满离任的时候，有人不理解，院士不可以多干些年吗？医院里的人说，院长这些年来钱挣够了，也该歇歇了。救人无数，平安着落，也是救他。该院土在担任医院院长的十年中，对小小科主任的兼职从不言放弃。于是，他办公室外间，几乎永远都有外国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在虔诚地等候。国产导管只要几千元，而用一根进口导管就要二三万元。一些奥秘从未向世间袒露，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是打开潜规则的枢纽，它不露痕迹地沟通着现实与心灵、富有与贫穷，还有生死悲凉与满足惬意。——或许人走了，巨大的背影还留着。
中国公立医院并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几乎都从有名望的医生“提拔”上来，或因经营有方，作为人才竞争或招聘上岗。与国外医院院长经济工商法律的专业不同，中国院长几乎是清一色的医学背景。有一位医药界的朋友在谈及公立医院的腐败时说，如果真要认真追查起来，恐怕中国各个专业的顶级医生，都会在监狱里了，中国监狱办所一流医院恐怕不会的问题。这话虽然有些极端，但也不全是“黑色的幽默”。
2002年，“浙江在线”在网上公布了浙江省优秀医生候选人名单。
“开头的话”写得文采斐然，动人心魄：
自古以来，扁鹊、华佗等悬壶济世者在人们心目中犹如生命的保护神，而现代的医生，更是应用高科技的医术，一次又一次地把重症患者从死神手中夺回来。患者们把敬重奉献给他们。
为了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省卫生厅从今年4月开始，在全省推出“满意工程”活动，旨在打造一支让人民满意的医疗队伍。作为“满意工程”活动的一部分，本报与卫生厅联合推出省“优秀医生”评选活动。刊登在今天这个版面上的58位候选人，是全省10余万医生中的佼佼者。
这个不算太长的名单上，第28位是凌凤鸣。是这样介绍的：长兴人民医院院长。独立开展了三项新技术，一项科研获浙江省卫生厅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近年来有六篇文章在国家级及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获得湖州市卫生系统学科带头人、湖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市政府三等功等荣誉称号。
这份评选公告以煽情的话结束：亲爱的读者，请你在这58位候选人中，评选出你心目中最优秀的医生。
其实，在凌凤鸣入选浙江省“最优秀医生”候选人名单时，已经不那么优秀了，他已经陷入了巨大的欲望与矛盾挣扎之中。
在一个纷繁的充满诱惑的年代，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重建。医道是一种深奥的哲理，现实却简单得多，什么理想价值与金钱相比，都黯然失色。这是体制的“魔圈”，领导把你像树苗一样“提拔”到这个位置，让你担当卫生机构的大梁。于是你成了医院的“老板”，而上面又没有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众人明的暗的追着你送钱，蹲在家门口守候，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已经无路可走。除非有极高的定力，简直逃都逃不脱。当猫们在玩着老鼠的时候，老鼠与猫共舞，全身酥软，如同美女按摩，感到无比快活，唉！
应该说，凌凤呜还是比较本分的，至少没有直接向病家敛钱。
他的不幸在于最终败露。
几年后，在“中国廉政文化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因为真实，还是全文照录为好：
凌凤鸣，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案发前系该院心内科主任医师。1998年6月至2005年10月其在担任该医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70余万元。今年6月，凌凤鸣因犯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一名有着精湛医术的医生为什么会走上受贿的犯罪道路？前不久，在看守所里，检察官与凌凤鸣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检察官：可以说你是幸运的，医院为了培养你倾注了很多心血，你如此被器重，为何会走上受贿犯罪的道路？
凌凤鸣：（低头，沉思……）由于我对医学非常热爱，加上我细致认真的性格，使我在从医道路上一帆风顺。这些年来，我从一名普通的医师逐步提升为院长助理、副院长，1998年担任院长。我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事业有成。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是权力让我忘形了。我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庭，从小我就知道成功要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我本应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应该更加勤奋工作，以此回报医院和社会，然而，我只注重业务上的提高，忽视了政治素质的培养。我手中握着权力，医院迁建工程和医疗设备采购等方面的很多事宜都需要我拍板决定，我却利用职权，从中收受贿赂共70多万元。
检察官：你自从当院长之后就很少出诊了，但你被检察院传唤之前，还曾救活了一位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当时是怎么想的？
凌凤鸣：赎罪，可以这么说。这件事让很多人认为我是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当时检察机关已经对我开始调查了，不过这事只有我知道。救他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职责，也是出于我的一种赎罪心理，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想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但现在我更知道，精湛的医术拯救不了我腐败的灵魂。
检察官：从你受贿的情况来看，你每次受贿的数额都比较大，没有犹豫过吗？
凌凤鸣：当然有过。人的堕落并不是瞬间的转变，而是一个逐渐麻木的过程。2000年长兴县人民医院决定搬迁建设，我刚开始接手负责这块工作时，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好廉洁这一关。这个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吴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现象。直到2002年上半年，有一天他在宾馆里塞给我6万元钱，然后硬将我推出了门外。这是我第一次收受他人钱财。
检察官：第一次收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感受？
凌凤鸣：这是一个从害怕到痛苦最后到淡然的心理过程。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把钱还给他，我打过好几个电话给他约他见面，可他每次都以忙碌为由一次次地推托。6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这事不能告诉妻子，更不敢告诉同事，我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也许是送钱的人有意回避我，也许是我潜意识里存在的私念，总之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笔钱始终没有还掉。时间一长，那种痛苦的感觉渐渐淡漠，直至遗忘。
检察官：不可能永远遗忘了吧？吴某后来又找过你并送给你10万元，你为何又收下？
凌凤鸣：我就是这样一错再错下去的。我一提还钱，吴某就说：“没事的，这种事你不说我不说，有谁会知道啊？”由于侥幸心理，我迟迟没有还钱，我选择了相信吴某说的话。从那以后，每次收到吴某的钱我都不再说还钱的话。
检察官：你家的经济条件如何？这是否成为你受贿的一个动机？
凌凤鸣：在长兴县这个地方，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不错的，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满足。我的妻子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这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远不如老婆挣钱多，面子上过不去。虽然我妻子并不介意，但我内心不平衡，这也潜在地影响了我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取向。我把钱看得越来越重，没有钱我心里就发虚。
检察官：既然你如此看重所谓的面子，那么你受贿这么多钱，不担心被家人发现吗？
凌凤鸣：担心，但我守口如瓶，瞒着妻子和孩子。口袋里的钱多了，消费观念也变了，我养成了挥金如土的恶习。我用受贿的钱去澳门赌博、借给做生意的朋友、为自己买名牌衣服……我沉迷于这一切，我甚至觉得以前清心寡欲的生活需要现在来补偿。尽情享受生活的人生观改变了以前我一直坚守的“多做事多钻业务”的处事态度。
检察官：现在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凌凤鸣：在看守所里的这段时间，我思考得最多的是一个问题：人有三个层次，最底层的是人的私欲，每个人都会有；而为什么有些人会犯错，那就是第二层――有无伦理道德文化的束缚；当人的欲望冲破了第二层的束缚，必会受到第三层的惩罚，那就是法律层面上的东西。我就是这种例子。作为一名医生，心里不装着需要自己的病人和群众，脑子里不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任由最底层的欲望左右，那么他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
长兴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县份。近年的经济发展也很快。有山有水，面向烟波浩渺的太湖，山上的茶园新绿如云，风景如画。据说，这里是唐代贡茶院的所在，也是陆羽撰写《茶经》的地方。人有时需要简单和满足。品茶言茶，怀想先贤。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与茶叶这样亲近呢？
忽然想到了那位院长所说的人的“三个层次”，不禁感慨。如果凌凤鸣没有当上院长，也许他今天仍是个好医生。
据湖南日报报道，2006年12月1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原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屈全福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随着一纸判令的下达，屈全福，这位光环簇拥下的副厅级干部短短几年里收受贿赂110多万元的腐败人生，渐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判刑那年，屈全福已经60岁，显得颇有些老态了。他1970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神经外科专业，能熟练诊治神经外科各种疑难危重病例，特别对缺血性脑血管病、顽固性癫痫有独特手术治疗方法。2000年5月，屈全福任省人民医院院长，他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调动了大家创收的积极性，据说医院业务收入“连年上升”。由于业绩突出，屈全福本人先后获评“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10月，屈全福被提拔为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成为副厅级干部。
屈全福可算是个全才，医术与经营管理都是高手，深谋老算，不露声色，下手精准，绝无拖泥带水的动作，也许这是他长期在脑外科手术台上练就的。如果把柳叶刀从人脑转移到其他方面，敛点财还不是游刃有余？于是，在工程建设及工程招投标、仪器采购、食堂承包、下属升迁中，屈全福只要能拿到钱，一概通吃。
如果一一罗列屈全福在医院施工建设、工程（包括网络）招投标中索贿受贿的经过相当无趣，尽是一些低智商的简单收钱的重复。杯盏之中，承包商说不尽对院长的感谢虚情假意，院长起初半推半就，说不好意思这类话，后来则一收了之，连句客气话都不说了。
倒是一回院长的主动出击，多少还有些“深谋远虑”，人们多少可以看出医院药品采购中的水会多深：
改变被动受贿的方式就是改变思维，做起来也不省事。2002年的一天，屈全福约了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女儿，父女谈谈家常，然后，父亲话题一转。为了培养女儿的“能力”，让她去了解省人民医院使用氯化钠注射液的情况，并联系销售商。氯化钠注射液就是盐水，属于大输液，用量很大。
屈全福的女儿通过丈夫的舅舅邹某与湖南省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张涛商谈后，确定由张涛为省人民医院配送江苏天锡华裕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氯化钠注射液，按每瓶0．2元提取回扣。从2002年8月9日到2005年6月20日，屈全福从中收受回扣22万余元。如果我们想到瓶盐水的价格不到一元钱时，院长硬从每瓶中“挤出”0.2元的回扣，已经不算低了。
22万元比起巨贪来，也只是个零头。2004年6月，北京某科贸有限公司向省人民医院出售一台“绿激光”医疗仪器的主机及光纤。事后，该公司总经理为感谢屈全福的支持和关照，送给屈2．5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20．7万元。
不放过大的，也不因几分几角而嫌弃，都要用心谋划，这就是屈院长的贪腐观，有些只能意会，无法注释。从清澄的盐水注射液中，弄出同样20多万元来，真的来之不易，费老劲了。当院长每次从医院的病室或走廊里，从挂着吊针的病人中神清气爽地走过，是否悄悄算过自己的收入增加的数字，而暗中窃喜呢？
垒土成山，积水成潭。我想，屈院长要是去经商的话，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获取22万多元，要给病人挂140万瓶，至少几十万病人为院长的私房钱作过“奉献”。
医科大学也有经济管理的课程。琢磨出如何从百万瓶透明的盐水中刮出钱财的“点子”，可以作为商学院医学院的经典案例，不能不使人感到佩服。其中医院院长采用“点对点”的“集中采购模式”，可以从看似无利的低价药品和耗材的“清水”中，拧出不少“油水”来。
我转而又想，屈院长有对“盐水”的计算，而有没有别的什么张院长、李主任等人，算计过“针头线脑”、试纸消毒液什么呢？
贪欲之门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屈全福在职务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直至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2005年10月，省纪委对其采取“双规”审查措施。同年11月28日，屈全福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7日，省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决定，省十届人大代表屈全福因涉嫌受贿犯罪，许可省人民检察院对其实施逮捕。
屈全福晚年肯定没有“全福”了。在12月15日的庭审中，他泪流满面地说：“平时的信息、手机都由女儿掌管，由于我不好出面，所以她帮忙收钱，没想到把她拉下了水，她还年青。”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切都为时已晚。法院经审理认定，屈全福在担任省人民医院院长和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期间，共收受贿赂112万余元，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四川省曾发起医疗卫生系统办案专项行动，在开展半年后告一段落。2005年下半年，共有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设备处处长、设备科科长因此落马。
在达州，原市中心医院院长李祖伦被指控收受贿赂124万元；在自贡，某院院长邓某某在药品、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中涉嫌受贿36万元，另有14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该院副院长、设备处长、总务处长、信息处长、药剂科主任、眼科主任等9人均涉嫌受贿……
这些落马院长们的犯罪事实，多为在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采购过程中，收受相关供应商的回扣和贿赂等。
仅四川省的一次办案专项行动，就查办了36名院长、副院长，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犯罪现象，可谓已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相信如果进行更大范围的清查，必定会有更多的腐败院长落马。
而最早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数年一日，为揭开医疗腐败的盖子作出努力的，就有一名地方医院的外科主任肖启伟。他历尽曲折，真心不改，并以此为自豪，这在后面将专门记述。
与党政机关领导相比，医院院长的“能量”显然要小很多。
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着不可小觑的权力，全面控制着本单位的各项资源，以及“小河淌水”一般的现金流。而且，现在的医院多为独立法人单位，在各方面享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手掌医药商品采购大权的院长们，尤其是各家医院的“一把手”，群星捧月一般，自然会成为供应商追逐目标、拉拢腐蚀的主攻对象，从而成为腐败犯罪的“高危人群”。重庆一位贪腐的医院院长，当初是作为人才引进的。此君在大肆受贿有同时，还乱搞女人众多，提包里随时装有避孕套等药具，双规时刚从一个女子家出来。他受审时还无耻地声称，自己就是很受女人喜爱。这和贪官身旁必有若干情人的“A模式”（“B模式”为嗜赌），有些相似了。
阿克顿公爵的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医院院长拿手中的权力来交换金钱，与贪官腐败和滑落的路径并无二致。
前路无际，人各有志。本来好医生未必都要去挤官道。
国外的医院有专业管理层，多数是商学院法学院毕业的高管，是职业经理人，与医术高下无关。他们受医院的理事会或董事会聘请任职，并接受监管。哪有院长还一心多用，为公为私谋财之外，还要上手术台的？
38 能拔掉“药品加成”这根维系医院生存的“输液管”么？
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月13日在第一版刊登了题为《公立医院改革：卫生部强烈要求取消药品加成》的消息。全文不长，我照引如下：
1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研究医改方案开始，卫生部就强烈要求在这次公立医院改革中必须取消药品加成，取消以药养医的机制。”
我国医院实行药品加成制度，医院可以对所售药品收7%-15%的加价，以至我国的药费占到整个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而其他国家药品费用占的比例一般是在20%上下。
毛群安指出，卫生部强烈要求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就是要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的问题。
“药品加成的政策曾经对保障医疗机构正常的运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这项政策诱发了医疗机构，特别是个别的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开大处方、开贵药的情况，给患者增加了经济负担。”毛群安说，“减轻老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一定要在药品费用问题上下足功夫。”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1月8日举行的2009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指出，公立医院改革已确定将取消医院加价销售药品，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政府将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以及增加政府投入三条路径来弥补。同时，为避免药事服务费“变相增加患者负担”，药事服务费将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
毛群安表示，增设药事服务费的目的是考虑在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之后，在公立医院改革中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引导医务人员钻研医疗业务，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因为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要对其所开具的处方承担责任，要对药品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对医务人员的这一劳动应给予价值的体现。”
毛群安还指出，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不能是单一的政策，必须系统的、全方位的设计医院的经济运行政策。
陈竺在1月8日举行的2009全国卫生工作会上表示，修改后的医改意见以及医改五项重点改革的实施方案近期将下发，今年医改全面启动，今后三年将选择若干城市为公立医院改革“打前阵”。
新华网上的同题新闻发表时，署名的记者不同，但内容完全一样。不可能4位记者写出措词都完全相同的一则消息。根据我从业的经验，此消息是经过卫生部门审定的，于是大家都按照定稿对文字进行了修改。
我看后觉得到笑，于是留下了那份报纸。
“卫生部强烈要求”——要求谁？要求国务院吗？国务院有没有下发过要求医院卖药一定要加价的文件？
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医疗机构药品按照批零差价销售的文件是，卫生部和财政部1979年4月发布的《并于改进医疗机构药品管理的通知》。这个通告说：城乡医疗机构都要实行“金额管理、数量统计、实耗实销”的药品管理办法的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考核办法。“金额管理”就是药库、药房、各科室等单位，其药品的收入、支出、消耗、库存都要按价格记载金额；药品出库时，都要按零售价计价。会计上要设置批零差价科目等。
“批零差价”，肯定是“顺价销售”，而不是现在一些人鼓吹的“零差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批零差价是有严格规定的，肯定不会达到15%。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各地医院在药品的购销中，存在大量的“暗扣”，即明的医院的批零差价并不高，而实际上，销售商暗地给医院大量回扣。为了规范药品销售中的混乱现象，限制药价的过高，把“暗扣”变为明扣，卫生部和财政部发出了药品加价不超过15%的决定。
可这道“防线”在不作为的卫生行政部门“父爱般温暖”的监管下，一开始就没有守住。而目前，医院药品销售的平均实际加价在40%以上。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200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务院纠风办等8个有关部委办，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文件指出，当前医药市场面临的矛盾仍很突出，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为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等问题，提出：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对列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价格进行全面调整。按照“积极稳妥、分步到位；突出重点、有升有降”的原则，降低偏高的药品价格，适当提高临床有需求、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的廉价药品价格。要严格执行药品差比价规则，制止企业变换剂型、规格、包装变相涨价行为。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要严格执行以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的规定，中药饮片加价率可适当放宽，但原则上应控制在25%以内。药品实际购进价是指扣除各种折扣后的价格。
《通知》要求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规范自身行政行为。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工作的力度，督促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要及时依法进行查处；问题严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在加强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监管、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相互配合，积极研究探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政策措施，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贵问题创造条件。
从加价15%到加价25%，加价率已经是步步升高。广东等省规定不仅中药饮片，而且50元以下的“低价药”也可明码加价25%。还真有人才，齐二药生产的臭名昭著的劣药“亮甲菌素”，就是踩准低价药的黄线，瞄准了25%的加价率，计算精准，从5元一支的出厂价，一步步加到了47元。显然，“亮甲菌素”注射液与中药饮片沾不上边。也是法院在“经典判决”中，判定广州中山三院“属于涉假销售者”，“其行为与药品经营企业通过药品获得收入的销售行为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无本质区别”。
人民的医院怎么成了无良的“药商”？这就是许多公立医院几年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奇迹、强身壮体的“功夫秘笈”么？
再举一个例证，说明实际上医院药品加成之高。
在我国，中小公立医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县区一级政府，大部分一、二级医院经营情况也不太好，改革的要求比较强烈，而体制机制上改革的决定权也在地方政府实行了，近些年来各地尝试对公立医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2006年，南京部分一、二级医院的药房交由医药公司托管。医院要求医药公司交纳药品销售额40%以上的“托管费”。在此之前，全国已有一些城市的数百家医院采用了“药房托管”模式。
由此，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医院药品批零加价远不止15%的最高限额，
一次到江苏调研时，与医药部门安全的官员交换意见，讨论南京医院药房托管改革有没有意义。他说得比较直白，南京的药房托管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降低药价，加价30-40%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但其意义在于“保护”了医生和医院的院长，使他们既能够大体维持原来的收入水平，也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地从推销商那里收取“开方费”和药品回扣。当然，政府官方的表达更加冠冕堂皇一些，“着眼点是遏制医药商业贿赂在医院的泛滥”。这也是另一种从“暗扣”到明扣。虽然，南京医院药房托管改革没有明显降低药价，但现在中国有哪一类商品的销售零批差高达40%以上的？药品销售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的真相后面将会谈到。
这使我想起了“掩耳盗铃”的故事。就像一个家伙一顿已经吃了四个多馒头，还在讨价还价地说什么，这顿我可以不吃一个半馒头，你得给我挂“营养针”，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实在非常奇怪，明明“球”已经飞出界外老远了，不判失分，还是“专心”讨论这条线划得太宽了，是“引诱”“球”出线的原因。
应该不是理解能力问题。文件明明说“应控制在XX以内”，变成了国家要求“必须加价XX”。应控制在XX以内——就是说，国家从来没有为医院药品销售中低加价，或者零加价设限。
无论是研究医改的某些专家，还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言谈都令人失望。大多在闭着眼睛瞎说，不看医药流通的乱局已“糜烂”至此，还在硬要扯到这一切原因是国家“不给钱、给政策”造成的，还在虚伪地奢谈“不超过15%的加价政策”要不要调整，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
缺失自我检省，卫生部“强烈要求”什么呢？先不说完全取消，药品加成降一点点行不行？写到这里时，不禁想笑。
规定医院医疗服务收费，国家在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以药养医”或“以医补医”的政策。回到常识。卫生部无需“强烈要求”别人。这一加价政策本身就是卫生部门制定的。公立医院直属各级卫生部门，主管部门再发一通知，降低或取消药品加价不就成了？
还是百姓应该“强烈要求”卫生部和物价管理部门，得管一管医院的药品乱加价问题了。
39 公立医院：财政要拿钱多少钱？
我国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大致可分三个部分：
一是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
二是对公共卫生事业经费、科研经费的投入：
三是对城镇职工医保、公费医疗，包括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和支持。
这三者放在一些，是大卫生的概念。后两者标准虽然不高，但各级财政投入基本上是有保证的，而且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支持的力度。2003年中国非典流行之后，各地疾控中心旧貌变新，设备更新、新楼如雨后春笋，连外国同行来访，都艳羡赞叹不已。
现在的问题集中到第一部分，即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上。
中国还没有阔到这种地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能对所有公立医疗进行“大处方”式的重复治疗，过度输液。
卫生部“强烈要求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的“话外音”是，财政要“补够”医院在卖药中所赚取的钱。
有两个问题。一是，医院在药品加成是究竟赚取了多少钱？二是，财政的钱怎样分配？这是“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历史不忍细看。账也经不起推敲细算。
以2008年为例。全国药品的销售总额大致为5000亿元，其中药店销售、公共卫生财政购买的药品大数为2000万，在医院销售药品约为3000万元。这就容易算出来了，如按15%加价率计算，约450亿元，如果除去民营医院部分，公立卫生机构销售的药品加价不到400亿元。
按一般老百姓的理解，财政只要补增加400多亿拨款，就可以取消医院药品加价问题，实现零差率了。
其实不然。医院在药品采购经营销售中黑幕重重，无疑是当今“经济黑市”中最肮脏的一部分。几年医改的蹉跎往复，几年争论的“激清扬浊”，把一切都搅成了混水脏水。
根据医药行业的估算，全国医院在药品经销中的获利，当在1000亿元以上。这就与卫生部门官方的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差距，或者说“黑洞”。
这500多亿到那里去了？
一位医药行业的专家估算，一部分作为医院及各科室的回扣进了小金库，如果宽容一些的话，也勉强可算是“公家”的收入。更多一部分，则私下落入了医院相关负责人的腰包。还有数百亿元对不上账，那是医药代表“派发”给医生的“处方费”。有的估计，我国500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虽然有些“不义”，但从稳定医疗队伍、提高“骨干医生”的待遇来说，也不无裨益。这也许是中国医学科学与道德精神大流失下的唯一正面作用。
按照通常的“行规”，一支四五十元钱的注射液，通过“医药代表”能拿到10元左右“处方费”，而200元以上，则可拿到近百元。在这种风气下，你就大体可以明白，为什么1元钱左右的青霉素在城市大医院中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为什么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有那么多——因为需要提出现金来。
至今卫生部门提起这些现象，要么相当羞涩，要么刻意回避医院卖药的“账外账”问题。结果难题就无法破解：承认不承认？财政怎么补？如同斑驳的老墙，不但要粉刷，还有大洞要补，可主人偏偏装瞧不见这洞。所以财政光掏“粉刷”的费用显然不够。这是取消全部公立医院药品销售加价不可行的原因之一。
取消销售加价不可行之二是：即使能拿出这钱，怎么补？补给谁？
越是大医院、好医院，卖的是好药、进口药、贵的药，卖药的收益也越高，而且他们也根本不缺钱。一旦取消，国家不可能补到现有的高水平，也不可能向现在就收入不低的医生“直补”到位。
这些大医院和大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和主任医生们，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最有话语权的。从心底里说，都不太情愿取消药品销售中的加价。
真正缺钱、需要财政支持的是基层医疗机构，和在那里工作的医务人员。就像笼统说中国的教育经费不足，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国家投入多，收费高和创收也多；真正缺钱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当然，城市的名校重点学校也不差钱。而乡村和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经费尤其捉襟见肘，不少地方的教师在艰难的生活中，仍勤勤恳恳坚守着教书育人的信念与责任。
乡镇和社区医院，在医疗市场中不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服务的多数是当地群众，药价一般不高，药品销售收入十分有限，再加上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人才流失，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都要拖欠。
虽然不乏想象力，采用同一个政策，锦上不添花，而雪中也未必能送炭，这能行吗？
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官员或专家关于某一项药品的政策，就会明显降低药价，给患者减少药品XX亿元的“神话”：发改委价格部门药品降价已经20多次，每次降价按药品的销售量和降价幅度计算，都有“数十亿”，累计起来已经达数百亿，可国人并没有感觉到种种优惠与喜悦，反而是在“降价”之后，一次又一次逆势上涨。这在后面将作进一步分析。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农村与社区用药）公布之后，也是如此。
卫生部一位担任过北京某大医院院长的卫生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会使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药价平均降低四分之一。这是按如此方式计算出来的：基本药物在基层实行零差率销售，取消15%的加价，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后，药价平均下降10%，两者相加，不正是四分之一吗？
这个“饼”画得很大。好多媒体都用“基本药物制度有望使药价下降四分之一”作了标题。
可惜这很不靠谱。
首先，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城市社区诊所（卫生站），应该为本社区内所有人服务，不同病人，特别是慢性病常见病，有不同的用药习惯，可能大大超出300多种药物目录。大医院用好药进口药，基层只有廉价药，本来去社区诊所的人就少，这样一来岂不更少？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卫生服务自上而下又搞一套药房和药品供应体系，而且还有财政补贴，明显违背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医药分开”的改革方向。
二、违反市场公平原则，带有明显的公立卫生服务行业内保护和歧视性。在体制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卖药政府给补助，实行零差率。那么，医改方案要求全国城乡所有零售药店必须配备基本药物，药店销售基本药物要不要实行零差率？政府给不给补助？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上述两个问题。
会上无人能回答，包括卫生部的官员，均装出没有听见。
带着这个疑问，我与医药商业协会、药品零售商探讨，会不会因此出现零售药店大量亏损、倒闭的情况？他们对所谓“零差率”不屑一顾，说，不太可能。
他们认为，卫生部门只不过以此为借口，从财政中“挖一块”罢了。同一种规格品种的药，医院药房在价格上与连锁药店、零售药店相比，高处何止15%！
还有一招。
本来医院药品降价，只在原来的过度加价有所减少而已。但很多人都把它与“医疗服务收费”大幅度提高挂起钩来，而不管加价是否合理，总的设想是使医院现有收入、从病人那里收取的费用不致减少。这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毫无好处。
虽然从单项医疗服务来看，总体上收费标准定得偏低，但医院与医生给病人往往下的是“豪华套餐”、“满汉全席”、车轮“大检”，累加的收费金额都不低。
“根据医改方案，今后各大医疗机构中的药品收入比重将逐步降低，医疗服务费用将逐步提高”。（据《现代快报》2009年7月25日《江苏医改排出“时间表”》）如果照此，“葫芦”没有按下去，许多“瓢”倒先浮了上来。
“图穷匕首现”本意是描述荆轲这样的孤胆侠义英雄的，算不得贬义词。在对上述矛盾现象、不能自圆其说的医院销售药品的“路线图”作分析之后，真实的“利刃”终于渐次展现：加收医院的处方费和药事费等等。
或许，以后到医院看病，挂号将成为入门费，检查费与处方费另收，药房的药事费相当于抓药费。
当然，医疗服务的价格确实需要调整，但服务水平要和质量挂钩。著名专家的挂号费几百元都没有问题。但我相当怀疑，如果每次去处方费药事费再加十元二十元，对“嗷嗷待哺”的公立医院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与药品加价的获益对称。
比如，按原先从药品销售中获取的收益匡算，一个病人买100元的药，能用处方费和药事费的名义，再加上八九十元么？500元的药费再加上500元收处方费药事费收取吗？开两天的用药与开一个月的药量如何计费？我觉得，方案的设计者才智有限，欠加考虑。试想，如果药价真的水落石出，不是置医院和医生于不义么？
后来又想，一些人设置处方费和药事费的考虑，还是非常缜密的。现在，借改革之名趁机涨价、提价的垄断行业不少，还有打着节省资源旗号的提价。卫生也是一种资源呢，现在上大城市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最好也提价，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要慎防医院，原来的药品销售加价先不取消，新增处方费和药事费，行大幅度加价之实。而且有的省，为了体现医生和药师的“劳动价值”，也确实已经开收了。
但计费名目一旦加上之后，想要降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40 民营医院“公益性”——艰窘的选择
公益的反义词，大抵是私利。这与公共卫生相对于私人医疗服务一样。
生老病死，人的一生都要经过这么一个轮回。灾与病往往又在一起，即使不是天灾，大病重病，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场灾难。所以，即使对于私人性质的个人医疗卫生服务，不说公益，以治病牟利、发财，大抵也非有道之生财。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收费医疗卫生服务，也都有一定的公益性，收费要做到“合情合理”，即使有利，也应该止于微利。
虽然庙的大小与神灵多少、池的深浅与王八的多少有一定关联，但这没有统计学与计量学上的意义。现在关于医院服务收费的设置，却颇有疑问。
比如，某省物价局调整医院大型设备的收费标准之后，医院分级收费。越是大医院，收费标准定得就越高，如磁共振平扫（场强〈0.5T）的指导价格在一类医院、二类医院、三类医院每个部位分别是155元、200元和245元。虽然不要求价格一律，同质同价总应该的。这便使人很不明白，同样的设备、同样合格的技术人员，病人每检查一次，付费相差近百元是怎样测算出来的？如果“回归”公益性的话，公立大医院不是更有责任与义务吗？
还有以查检设备或耗材是国产还是进口、合资来定服务收费的。比如，同样打针的收费，用进口针头的，一次2元，而用国产针头的，每次1元。如果说，国产针头的质量不稳定，护士需要更熟练的技术，则它应该收费高一些，至少也应该“一视同仁”才对。物价部门不是明摆着鼓励医院使用进口针头么？
公平与公益的原则，就这样在多重挤压下，被层层化解了。
其实，公益性是医院的主管部门或经营管理者的理念所决定的，是他们自觉的选择，或者放弃，与医院公立或者民营无关。
2009年春天，我来到昆明。几个在云南办企业做生意的老乡来看我，喝茶聊天，其中一个是医生。他说是跟朋友一起，准备在这里投资办实业。我颇感奇怪。温州的商人企业家形形色色，但医生商人我还是第一回看到。
原来，两年前，张医生和朋友一起，收购了温州一家乡镇医院，他是院长。这我有了兴趣。下面是与他的交谈：
张医生：医院在县城附近。因为县城发展得很快，现在也算是在城里了。城里有县医院和县中医院，所以这家乡镇医院一直经营不大好，亏损。我接收后，有很快有了起色。
我问，赚不赚钱？
他没有说“公益性”，只是说，医院要办好，无论如何，都是不赚钱的。如果医院赚钱，我还来云南搞矿干什么？在温州，做什么生意都比办医院好。
我想想也对。
张医生说，医院不大，二十多个医务人员，每天二三百个病人，这就够忙的了。都是乡亲，医院的名声要好，病人才会不断的到你这里来，你就不可能去多收钱。
张医生说，比如，镇上二万多农民体验，三十元钱一个人，那么多的体检项目，农民不赚钱，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都不愿做。我说我们这里可以，专门开设了体验室，门里门外体检的农民挤得不行。验血还多了2个项目，我一点私心，是为了收集医学上的资料。同样的体检项目，干部指定到县医院做，差不多要200元。
我问，你怎么想起办医院的？
张医生说，我从小就喜欢医。我生在农村，家里穷，中学毕业后，读了中专。毕业后当了几年医生，积了点钱，再考医学院，读本科和硕士，再当医生。我大学时崇拜的一个老师，也是个有名的医生。我一次去温州的医院看他，他正在给病人看病，我就站在他边上。他给病人开完方后，拉开抽屉，悄悄地翻几张医药经销代表给他的高价药，大概他也忘记药名了，然后再向患者“推荐”此药如何好。在处方添上这两样药后，我算了一下，药价从100多元一下子就会增加到600多元。而这几样药根本就是不治病的。
本来我已经在县医院上班了，天天如此，有时也跟朋友合伙做点生意，日子平淡而富足。看到抽屉里这一刻，对我的刺激挺大。一个医生，藏着的“私货”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这病人怎么受得了。对我来也是“复活”，复活的是开始淡忘了的梦想。我于是要自己办医院。
你的医院药品有没有回扣？医生处方有没有回扣？
绝对没有。我买药，一个月内肯定给厂方打款。现在医院拖欠药厂半年一年药款的多得是，药价哪能不贵的？算算这些钱的利息也有五六个点了。我和药厂和经销商谈，不要回扣，你最低能给我多少？医院那点名堂，都能算出来的。进价低，我卖给病人的肯定也低。现在有公立医院和街上的零售药店、连锁药店价格在那里比着。我定的药房零售标准是，比公立医院低，与零售药店差不多，有的还要低些。特别是慢性病、常见病的老百姓，对药价都很敏感，要让他们看得明白——医院不赚昧良心的钱。
你给医生、护士的工资多少？
最低的每月有3000元，最高的医生每月有8000多元。
我想了想，温州地区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我家乡差不多，保姆月薪1000元，打工收入1500左右，技工3000来元。这样的收入大致可以留住不同水平的医务人员了。
选择非盈利对民营医院尤其艰难。
2002年，以“东洋之花”品牌在花妆品获得成功之后的方宜新拿出1．5亿，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了当时江苏省最大的民营医院——瑞慈医院。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对于当时医生、做过院长助理的方宜新来说，这寄托了他的全部理想。因为他对公立医院的种种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他要办的是一家全新的没有弊端的医院。虽然他涉足多个领域，但他把家安在医院里，他对医院倾注了全部心血。
与温州朋友办的地方性小医院不同，方宜新是全新的一流医院，此前他考察过世界上多个国家好医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大医院，瑞慈医院目前开放床位数近900张，这就直接与公立大医院展开了竞争，也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撞上了车”。搞了那么多行业，方宜新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很多行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和国营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做不到”。
作为一家非盈利性医院，瑞慈医院的收费标准与公立医院一样，也和公立医院一样承担着公共卫生的功能。在三鹿奶粉事件后，瑞慈医院为几百名结石患儿作了免费筛查。医院所有的人头费、设备投资等等都是方宜新自己投资，“政府没有给过一分钱”。近七年来，方宜新被连续不断的筹资压力、应付各种检查弄得心力交瘁，累计已向瑞慈医院投入了6亿多元，而至今仍每年亏损1000万元。
41 照明的火把：170位医院院长的建议
2010年2月11日，卫生部、中央编办、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这已是中央关于医改的建议正式公布差不多一年之后了。此后，选择了全国16个城市的部分医院，缓步稳妥地进行试点了。
比照这个文件，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医改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方面看不到“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反而有所倒退。如“积极探索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按照医疗服务监督职能与医疗机构举办职能分开的原则，推进政府卫生及其他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医院的属地化管理，逐步实现公立医院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公立医院的资产管理、财务监管和医院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又是“积极探索”，又加了限制词“有条件的地方”，十七大报告关于医改的“四个分开”的要求，无疑在实施文件草拟中就被打了折扣。况且，《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通篇最后也没有说出公立医院实行属地化后，具体交由谁管理，“有条件地区”成立专门机构后，政府是直接管理呢，还是交由卫生行政部门下设的医管中心之类？
行行复行行，试点尚且如此，无关痛痒，“详略得当”，点到即止，不免使人对医改困局能否破解、公立医院管办能否真正分开，心生疑虑。
我国医院的院长，无疑是600万医疗卫生队伍中最优秀的一群。他们在医疗工作的第一线，“杏林”中的艰辛备尝、各种路径都已走遍。在医改中，他们是不能缺位和失声的。
2008年11月，新华网上有一篇《170名医院院长联名建议卫生部掌管医保机构》。我感到非常奇怪，在卫生部管办没有分开的情况下，既办医院管医院，又要接掌医保，管理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活命钱，院长们怎么能出此下策呢？——即使现在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也要实行管办离开的。
我打印出来一看，原来这是一份170名医院院长联名签字的《中国医院院长医改建议书》。建议书写得非常之好，读后真有一夜春风，千树梨花之感。做这样的剑走偏锋式的新闻标题，倒显出了媒体记者完全不懂医改，不解建议书的要旨，误读与曲解，水平之低何至于此！
建议书分为五点，其中包括“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责任，建议以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调整扩充卫生部现有的职能，全面监管健康、医疗、医药和医保，在职能转型后的大卫生部增设医保机构；加快公立医院改制，扩大公立医院筹资渠道。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试行医疗机构高层管理者的职业化改革。
170名医院院长建议书的主要部分照录如下：
中国医院卫生体制改革既关系到13亿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需求，又涉及600多万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作为医院管理者，我们希望能够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开表达我们的意见。
建议一：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责任，建议以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
解释：首先要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责任相关的以下四点：
一是医疗行为具有公益性并不等于整个医疗产业链具有公益性，医疗行为（对患者）的公益性和医疗产业市场化（为效率）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现实二者有机结合。
二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并不等于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公共卫生以及基本医疗需求应该由政府部门通过各类医疗机构（不限定投资人性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体现。
三是在法人治理结构框架中，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其在理事会中的影响力来保证医疗公益目标的实现。
四是可以通过立法对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予以保障，将此种保障上升到法律层面。
要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建议从保证公立医院的法人地位开始，在此基础上实施诸如“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
建议二：调整扩充卫生部现有职能，全面监管健康、医疗、医药和医保，在职能转型后的大卫生部中增设医保机构。
解释：在管办分开的新格局下，目前的卫生部可转型为具有健康、医疗、医药和医保等全面监管职能的大卫生部。除了要监管医疗行业和行业的行业准入、质量和监督、法律法规等规定外，还应对医疗保险机构的运行、医保费用的管理负有责任。
在历时四年的关于医改的争论中，见过官员专家无数，鲜有如医院院长们的这份建议书，用词精准，直入关键，举重若轻，完全没有陈腐的说教和套话。中国医院的院长们大步走来，表情明朗，眼睛直视远方——未来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完全没有对这份建议拒绝的理由。
院长们说：公立医院负有公益性的责任。
这和那些人所说的“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有根本的区别。那些人抢占了公益性的“滩头”，又茫然不知从何立足。
“负有”和“责任”两词，不能不令人叹服，找到了一箭中靶的语境。对泛公益性边界的限定就像手术刀一样准确，廓清了容易混淆的迷雾。
打一个比方，如“所有公民都有保卫祖国的责任”，与“所有公民都要去保卫祖国”这两句话，粗粗瞥上一眼不易分别，仔细分析则差异甚大。前者有一个前提，即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而后者则是全部人都要去当兵守边。
院长们还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公益性，不等于整个医疗产业链具有公益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体现其公益性。
院长们还特别强调，公立医院的改革权以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实现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加快公立医院改制，扩大公立医院筹资渠道，促进医疗的公平竞争。
字字千斤，这些对公立医院的改革，都是最基本的。写到这里夜已深，不知为什么，心里涌起对不曾谋面的医院院长们久久的感动。决定的巨手不知在哪里。这些现世的底层对改革的真实的呼喊，为什么无人听见，无从重视，反而归于湮没？
至于卫生部的职能转变，其原则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回归到行业规划、行政领导、监管服务，“与医疗机构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也不拥有对人财物的决定权”。职能转变的改革是不能或缺的前提，卫生部可设置医保的相关机构，对“具体执行医保付费的机构”实行监管——建议书十分正确。
而在新闻报道中，竟被媒体断章取义，用《170名医院院长联名建议卫生部掌管医保机构》作为新闻的标题。如果不是记者的确愚钝弱智，就是居心不良，想挑拨卫生部与劳动社保部门的关系。院长们是建议卫生部门先实行职能转变的改革，以后才可对医保实行监管。现在，前提没有了，变成了建议卫生部进一步扩权集权。卫生部既办医院管医院，又管药品生产发证到替医院招标采购，在现行体制不动的情况下，还去掌管医保，“供方”“需方”成了一家，用右口袋的钱放进左口袋，人们能放心吗？这是不是有些荒谬？
石破天未惊。实际上，在中国公立医院前面，展开了三条路：
一是全部从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公益性和福利性机构，财政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医院根据财政补助情况，服务多少。国家要保的只是穷人和普通看不起病的人。
二是同一医院内部分从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政府也可通过购买来补助。另一部走市场科室或医疗项目，通过行政监管和税收等进行调节。
三是完全依靠医疗市场从事高端或特殊医疗服务，国家放开，医院可自行选择方式独立运营，多渠道融资，有的可进行改制，加快发展。只要符合政策法律，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保值增值就可以了。
这三点，既适合公立医疗机构，也适合民营医院。
但这一切的前提，医院都应该是有监管的、具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独立运营的实体。
对公立医院的改革，170位医院院长的建议，不乏真知灼见，如同一支照明的火把。我麻木的心底渐渐苏醒了一个意识：无需万言宏论，顺从有时就这么简单，道破天机有时就这么简单。
第六章、医生们（上）
医生：已经无需誓词的职业——1960—1990年：医学、医生与社会的断裂——夹着“外带器械”进手术室的医生——“叛徒医生”的坐标：职业道德的坚守与回归——社会责任，医生难以承受之重
42 医生：已经无需誓词的职业
医生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职业。
公元1570年。瑞士。阿尔卑斯山北麓。
巴塞尔大学的内科医生兼医学教授茨温格，在潜心研究医学史之后，将医学和技艺的起始溯源到了古希腊时期。此时，正是中国明朝的隆庆年间，李时珍已经完成了《本草纲目》的修订，张居正即将走上历史的前台。
茨温格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尽管不完全相信一个像阿波罗那样的异教徒神灵曾经创造了医术造福人类，但却接受半神的阿斯克雷庇亚为医学的奠基人之一、神化了的半人半马的开隆为药物学缔造者的说法。他认为在很早以前，上帝就把用于治病的所谓药物置于这个世界，以期后人去发现。（《剑桥插图医学史》）
茨温格的虚构与想象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医术和药物的出现要早于任何文字记载或历史事件。这种观点得到了考古发掘的支持，在遗址挖掘中发现的古人断肢固定、脱臼复位和外伤的成功处理等，无疑表明这些都是医疗救治活动的留存。自然，茨温格陷入冥想，古代外科手术同样需要辅以草药和其他物质对创口的治疗，这就一定有药物。
不必说偏见，其实是文化的不同。西方医学史的研究者视野所及，是蔚蓝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沙漠、绿洲、丘陵交错地带，古希腊，耶路撒冷，顶多再延伸到两海流域和古巴比伦，那已经遥远得无法想象了。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可以说一无所知。
关于巴塞尔和巴塞尔大学，我还想多说几句。
教授们既关注历史，更重视现实。
巴塞尔是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小城，景色秀美。大学很小，这所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建立于1460年，几百年来在规模上几乎没有扩展，但特色与传统延续至今。大学有教师900多名，每年毕业的学生也只有几百名。这并不妨碍学校的一些专业，比如生化与医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举几个例子，1933年，这所大学的教授莱希斯坦化学合成了维生素Ｃ，并于次年应用于工业生产，1950年获诺贝尔医学奖。1978年，微生学家阿尔伯发现并应用了脱氧核糖核酸的限制酶，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科学与人文也同样联系在一起，尼采曾经在巴塞尔大学执教十年。
在很大程度上，巴塞尔因大学成了化学医药工业蓬勃发展的城市。
很多人对名为巴塞尔的大学和古城还有些陌生，但“诺华制药”就不会“闻所未闻”了，其产品在中国的年销售量就达数十亿元。可能你每天用开水送服的，就是诺华制药生产的药片。大公司总部不必都在大都市，世界著名的跨国医药公司诺华总部即位于巴塞尔。每年在这里举办的不少会展都与医药有关。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都是医药界的巨子、企业高管、区域经理，还有医生和教授。策划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应该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性课题。
现在专家们论及医生的职业道德，经常谈到《希波克拉底誓词》。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医生和教师，据说本人便是“医神”阿斯克雷庇亚的后裔之一。
中国与希波克拉底同时代的名医，是战国时代的扁鹊。
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真实性不应有任何怀疑。《史记》中有“扁鹊传”，记载扁鹊师承长桑君，长桑君大约是当时对医药有研究的隐者。扁鹊是一个“全科医生”，游历各国，为人治病，随俗而变，“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妇科）医；过洛阳，闻周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痹，中医的中风，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疾病。扁鹊被誉为天下良医，治疾圣手。
秦国太医令自知技不如扁鹊，竟派人刺杀了扁鹊。可以看出，当时有权势的专业型行政领导，心胸狭隘，为了垄断医学和医疗服务，不择手段。中国的太医是官方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首先需要医疗保健的是帝皇将相。医生医疗服务一与政治、专制靠得太近，常会产生一些充满吊诡的事件。这对于医学发展是祸是福，便没人说得清楚。
出现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一本经典，收录了古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学派约六十篇论文。但哪一些为希波克拉底本人所写，已经无法考证了。
《希波克拉底誓词》一直流传至今，作为医学和医生职业道德与规范。踏进医学门槛时，新医生需要在阿波罗、阿斯克雷庇亚等卫生与健康众神之前宣誓，那齐齐发出的一声声朗音，会使人长久不忘。
基督教版本《希波克拉底誓词》，所有文字以“十”字型编排。于是宣读誓词，又有了一种宗教的意味——这使我想起现代医学医院的标志红十字，是否与某种宗教精神理念有一定关联？
看一看“誓词”的一些内容：
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
吾将以圣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
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病人安危为念，逃避不善之举。无论遇自由人或奴隶，吾都将戒绝滥用职权，或放纵于男女之情。
无论所见所闻何事，无论职业情况还是个人隐私，都不应泄漏，吾将严守秘密，不予外传。
吾恪守此誓，绝不违背，将终生治病救人，永享世人之尊。如有违此言，将得报应。
《希波克拉底誓词》出现的背景值得关注。
当时，古希腊是一个城市国家，商业发达。医学是一门开放的手艺，专职医生似乎并不多，医生大多是兼职的——这与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官员也精通中医一样。在雅典城市中，医疗服务也存在着很多竞争，如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采药人、产科医生、术士、接骨者等等。此外还有居民的自我药疗和自我救助，以及宗教治疗和神的干预。前苏联学者认为，当时是奴隶社会，在所有阶级社会中都是如此，医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即阶级性、逐利性和普世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
“誓言”实际上对治病救人的医生的职业，作了很好的规范，其核心是“我向医神阿斯克雷庇亚发誓……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索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誓词》提出，认真遵守《遵守》，即为世人谋福，将使医生的工作令人满意，而违背《誓词》，就等同于背信弃义，永世耻辱。
很难说是基督教吸纳了医学，还是西方医学受其博爱精神的影响。几千年来，世界上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尤其崇尚希波克拉底誓词中的理想，把它看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先行者永远身怀启示。中国不是一神教的国家，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与医学的发展相伴，从神农尝百草起，形成一个又一个医圣、神医，都是值得敬仰的榜样。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再伟大的业绩也会逝去，不留痕迹。但是，美丽的神话，却能流传千古。”
《史记》中所记载的扁鹊的三个案例，大抵不是神话，但应有传说加工的成分。而神医华佗的故事，也许文学的色彩的更浓一些——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一些所谓科学斗士，崇洋媚外到底，从根本上否定中医，认为中医不是医学科学，进行打假的对象。比如，华佗认为曹操头痛需要开刀，最后为多疑的曹操所杀害，只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某人据此认为，华佗不懂医学。这岂不可笑？
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目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治国与救人，都是一个道理。再后来，便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了。
当然，这些还保留在经典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就有“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
如同长风吹过，如同季节轮回。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诲，似乎也随着那个时代渐行渐远了。
现在从事医生这个职业，自然无需宗教式的宣誓。连神话、祖先都不值得崇敬，连古代的医圣、神医都要拿来糟蹋，这不是信仰的堕落吗？
43 1960—1990年：医学、医生与社会的断裂
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以前，医学救治病人的作用还显得很微弱。
在位68年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去世，她在位时期被称为工业革命的顶峰。西方医学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大约与此差不多，即开始于1850年，距今还不到200年。
首先是新药不断被研发出来，麻醉和消毒的出现促进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磺胺类药物，特别是上个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出现，引发了医学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致命性的疾病也可以治疗了。《剑桥医学史》形容，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曾经“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时间长达一百多年。
百年好合，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剑桥医学史》认为，大约自1960年以后，两者之间这种“婚姻般的关系”，受到了损伤。一个原因是癌症与其他许多主要的疾病依然困扰着人类。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流传着很多的丑闻，尽管存在着“医源性”（医生造成的）痛苦，但对于这些痛苦和疾病，医学本身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责任。
这些话有沉甸甸的分量。但文字显得有些高深。
不单中西方国家的医学与社会关系，1960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
《剑桥医学史》记载的，关于医学与社会关系恶化的时间节点，需要我们久久地凝视，久久地思考。
困扰人类的疾病、医学界的丑闻、医源性痛苦……我想，有时对科学史也需要有社会学的阐述，才能清楚描述现代医学和医生今天所面境的窘境。
一些似乎互不相干的变化，在起始的时间都有意外巧合。
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
大家都在无比忙碌、无比快乐地“共享”工业革命成果。只有一位身患癌症的美国学者，在宁静和谐的春天中看到了躁动不安，首次对农药——实际上对化学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严重污染提出了质疑。当春天里的第一声呼喊传来时，显得格外刺耳，很不协调，谁也没有理会。两年后，蕾切尔•卡逊在寂寞和孤独中去世。真理不惧怕时间的流逝，十多年后，斯人已矣，人们才渐渐认识到《寂静的春天》独有的价值.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百多年来工业化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表明，这本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促使了全球环境保护的兴起。此后，又有了《沙乡年鉴》、《沙尘暴》，还有了《沉默的河流》（又译作《大坝经济学》）等等书籍的问世。于是， 有了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宣言》，有了《京都议定书》。
凝神着1960年这个节点，同样会引起我们对医学制药与社会和人类关系的长久思考。
我想，大致有几个层面：一是医学本身，在一些“新发现”的疾病面前，如癌症和后来蔓延全球的艾滋病等，至今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人们认识到，治疗、手术与药品，不可能包治百病。二是，过去疾病的概念仅限于病痛、身体严重不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疾病概念的“边际”无限扩展的趋势。如抑郁症、自杀、月经绝经、性功能障碍、厌食等等，还有什么“亚健康”。几乎人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生老病死，都需要大量“不间断”的治疗用药。第三，对疾病和治疗形成了“社会默契”，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也达成了“默契”。一个人从儿童开始，一辈子都需要购买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要不间断地交纳昂贵的参保费用，长达几十年。生病休息成了一种合法的权利，成了人权，可以不工作，小病大养、小病大治。另一些人因贫困疾病得不到治疗救助，而被社会所放弃。
金融，包括银行、保险，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巅峰之作”。人不但成了“房奴”，还终生套上了各种保险的“皮套子”，成了医奴、药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起，现代医学开始“舍弃”社会，改与金融保险联姻，与医药工业、药品的经销商结盟。医生与医药代表携手。
跨国医药公司不断推出新药，借“专利保护”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医生则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方法，热情地促销，“帮助”医药公司的老板获利，同时，也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从鸦片生物碱、阿斯匹林、洋地黄、硝酸甘油、白喉疫苗到抗生素，每一种新药的出现，都大大推进了医学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的是，一百多年来，与其说是医学科学医疗技术的本身的发展，还不如说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医药（包括医疗器械）；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又进一步推动生物学、化学、生理学，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如美国，第一家临床医学研究所是190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设立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新药研究临床应用，都要涉及到公司、大学、医院、政府、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广泛合作。于是，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名词：现代医学—工业复合体和现代医学经济。医学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了资本的泥淖，科学理想与道德精神，挣扎于沉沦之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环境污染凸显，与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延后了二三十年。
与此相似，医疗、医药与社会群体关系的紧张，也迟来了几十年，只是问题更突出、也更加复杂。我没有办法给出“大转折”的全貌。但大致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工业、商业、现代医学、医疗服务上百年发展负面效应的积累，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的一个节点。
医疗卫生服务不再是一门技艺、科学或者医道医术。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没有名医，而只有大医院的时代。医院像是一个大企业和大团队在运营。诊断和治疗越来越依赖设备器械、化学分析和药品；一项又一项检查化验、处方和销售药品、付款住院理疗手术，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生产。而且，费用也越来越高。
在中国，“医学与社会婚姻”、“医生与患者之间信任”的明显破裂，出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医学与医疗卫生服务整体上受到医药商业和自身利益巨大力量牵引，先出现若干裂痕，继而发生倾斜。在此后十多年间，医德和职业操守，犹如雪崩一般纷纷垮坍。
医疗的艺术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
望、闻、问、切，后世谓之“四诊”。而现在，望，就是看患者的身份地位；问，问你怎么来的？开车还是自己走来的，带了多少钱？人们无法想象，医生对着“钱”处方下药，写检查化验单，实施手术，暗地盘算着创收和拿回扣的数字。而且，这并非个别。
其实，这几十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冲击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还有其他好多行业和职业。如铁路部门曾被称为“铁老大”，电力部门曾被称为“电老虎”，等等。但这些行业的不正之风，猖劲了几年之后，慢慢得到了纠正，这些不雅的称谓，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还有我从业过的新闻行业。一段时间里有偿新闻、报纸收取企业的版面费、记者拉广告之风盛行。经过几年的混乱和整治整顿之后，新闻采编业务与广告经营严格分开，记者不再有创收的指标，有偿新闻要受到处分，严重的清理出新闻队伍。行业不正之风得以扭转，行业与职业的创痛和记忆，也似乎很快流失了。
唯有医疗卫生，医和药，医院医生与重复检查过度治疗，与大处方与滥用抗生素大输液，与收取提成回扣的纠缠，野火春风杂草，至今没完没了。
医学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关键是医生。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这种医学与社会的破裂，职业与道德的分道扬镳，对医疗卫生队伍所创之巨，为中国几千年来医学史所罕见。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医德与医术急速下滑——不管医院购进多少新的医疗设备、采用多少先进的医疗手段，社会对医生职业道德和信任，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素说：“对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似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来自对它的信念。”曾经有过白求恩、有过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有过林巧稚等大医的中国，似乎没有缺乏过信念。可现在，群众对医院与医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医患关系从和谐走向紧张，而且，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中国在1960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中国医学、医疗卫生服务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节点，为什么出现在1990年以后？
1960年，中国经历着“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千百万人死于饥馑。中国的工业化刚起步，卫生医疗服务也远未现代化与产业化。“中西医结合”，或者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知识，在医疗服务上，也更多地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
据记忆所及，当时，作教师的父亲在劳教农场里里劳动。母亲得了全身浮肿，得了肝病，被认为肝腹水晚期，住了几个月医院，每天打一针葡萄糖，竟奇迹般活了过来。不久，我也得了急性黄胆肝炎，全身蜡黄，转氨霉高达560。据说，现在得肝炎的都不能吃油吃肉，我当时只是想清汤里有一些油花。我是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半个月黄胆褪去，二个月后回学校上课。
从1960年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当时中国虽然贫穷，还在共产主义的“世外桃源”里自乐，缺医少药的农村，中草药更多的得到采用，比如“赤脚医生”，就有“原生态”之美。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
所以，谈什么“市场化过度”或者计划经济的人们，实际上忽视了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医院业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及由此产生的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成为世界上药品，特别是原料药生产大国，药品市场从短缺转变为生产能力过剩。跨国药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在医药不分的情况下，医院被越来越纳入到分工细密的产业链中，而且成为若干个产业链销售的终端。
中国与美国、欧洲各国还有区别。垄断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公立医院和代表公立医院的卫生行政部门，官商结合，取代了跨国医药公司，引领和左右着这个市场，市场的终端成了市场中心。也许，传统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要掀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医疗服务的核心部分，是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检测设备的现代化大医院，每天像流水线一样不停运转。数不清的病人，只是这条流水线上不断被“加工”的“产品”。
围绕着医院的外围运作的是：生产经营各种高新设备的器械和耗材的企业，不断升级换代的药品生产厂家。
如果说，在个体诊所或卫生站中，医生仍保留传统的个体行医的特点，处在现代社会的医生更多的采取了“团队作战”的组织化形式。而在这种形式的背后，其实显现了一套起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运作模式。
作为现代工业化运作的组织结构，医院想要持续运作下去，必然要在投入、成本、利润这些概念中去寻找平衡，或者发展。于是，医院管理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科室承包、创收、奖励，最后全都落实到了医生个人。
对信仰的坚守确实不容易，一些欲望是牵引出来的。
医生毕竟不是流水线上按规程操作的工人。一旦像竹桶子倒豆一样，被倒在了医疗这个满地是金的市场中，试想一下，当代中国还有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单位，每天有大量的现金收入，而又完全脱离工商、税务、财务、行政的监管？
结果只能是，回春的妙手越来越少，而“回钱”的高手却越来越多。
除去医院药品顺价销售，不说全国医院药品的平均加价率高达40％以上。有人估计，大约有数十万医生经常从处方中或多或少直接收取医药销售人员的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每年少则数千，多则几十成上百万。中国还没有那一个行业，出现这么群体性“腐败现象”。
与同时，暴露出了我国对合理用药、打击医疗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监管体系不健全，卫生部和社保部对医生的过度检查治疗和不合理用药，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与处罚。
如果说，1990年前后出现医学与社会的断裂，还是局部的、个别的、隐性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则也转变为全面的、普遍的、显性的问题。
医与药、医与患的关系，医药生产与销售的利润，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不断向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积聚、沉淀。
无论是地质构造，还是社会构造，断裂或者沉降的边际地区，都有裂痕裂谷，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所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医的经历，已是刻骨铭心的伤——
44 1996年：收取现金回扣起始的青萍之末
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调查追问，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疗机器采购，院长、药剂科、医疗器械科收取回扣，医生处方开药收取提成，究竟开始于何时？
一些可能相关的人员，要么记不清，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这已经是当今社会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医院院长、药房主任、医生个人受贿回扣、开方“处方费”等灰色收入，也极容易与药房的批零加价搞混。似乎是因为国家投入不足，医院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已所为。
其实，个人与集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不能说如同江河，“医风日下”，但与“大医真诚”、医之德、医之体总是相去千里。
我慢慢接近了问题的起点。
一天，我与国有医药集团某省分公司董事长汪为商谈一个课题报告，他肯定的说：医生要钱开始于1996年。
汪为90年代初毕业于医科大学，先在一家公立医院作牙医，每天到医院上下班，本来有着稳定的职业和前途，几十年后当上主任医，成为科室甚至医院的负责人。
一年春天，他照常在医院里上班时，走廊里阳光灿烂，明亮的光线中似乎飘散着药水味，有尘土浮动。他一抬头，看到满头白发平庸的一位老大夫走过，正向学生们交代一些琐碎的日常事情，他突然意识到，如此下去，“几十年后，我就成了现在的你”——没有比人生的道路一眼望得到头更可怕的。几十年都在医院、科室、走廊和家门之间走动，生活的意义何在？当天下午，他就向医院提出了辞呈，还没有等批准，第二天就独自乘火车南下，去了深圳闯荡。在公司打工，特别是头几年，历尽曲折，备尝艰难，曾经身无分文，家无隔夜之粮。再后来，推销药品，跑过很多医院，做到公司的部门经理。再后来，就自己创业，从事药品研发和销售。
他说，开始时，请吃饭、送点礼品就可以了。1996年，他销售药品时，医生公开提出开一盒或一针，要提多少钱。当时他感到非常吃惊。请吃送礼，靠友情靠关系，已经走不通了。
我感到惑然，为什么在1996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呢？
在这十多年间，此风越来越盛，越刮越猛。
全国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蓬蓬勃勃发展，私立医院磨刀霍霍——此风大炽，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除非盲人或聋者。
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
我国医药销售企业的副总告诉我，有一天他到北京医院看一位住院的友人，在医院里碰到一位药品经销商，即所谓“药虫子”。那人问他，你们公司有没有200元钱以上的一支药，他可以代理经销。下面是他们对话的原话，我照录：
你要那一类的？
还是抗生素、肿癌药、心脑血管和营养药4大类。
一年能经销多少？
上亿元吧。
一家医院？
我主要这一家。
那你怎么销啊？
那人笑了笑说：我雇了十多个人，天天到相关科室“上班”。医生开一支药，我就给他派100元。
我想起，在医院进进出出的白大褂里，在如流的病人中，混迹着那么多的药贩子，医生开出的药方，当即就可以按比例大把大把的收取提成——而这一切有效无效的，都要病人咽下，或汩汩地注入血管体内，真是不寒而栗。
谁愿意把钱不明不白地送给院长、主任、医生，装进他们的腰包？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医药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董事长、经理还是医药代表们，谈到此类话题，总是显出一脸的无奈。
在中国，公立医院占垄断地位。80％的药品要在医院，通过医生的处方销售，不打点、不打通相关环节——无论是政府招投标、还是挂网采购——是进不了医院的。这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45 夹着“外带器械”进手术室的医生
“外带”是一个相当专业和名词。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的纠纷中，我们看到了巨额的“自购药”的影子。
药品有“外带”，即医生把药品带进医院，直接向病人推荐销售。我们过去都能见到一些医生科室里，偷偷摸摸藏着什么“特效药”，直接卖给病人。更多的发生这类向病人推销自制药的，多是些不入流的江湖郎中，以家传祖传秘方之名，把药品编号，病人上当后，吃下去也不清楚。
卫生部明文规定医生不准向患者推荐自购药，也不允许自购药在医院里使用。
经过几次治理，现在公立医院医生私自在医院中卖自带药的现象已经少见了，代之为“自购”，即医生要病人到指定的地方购买指定的药，然后带进医院使用。哈医大二院天价治疗费用的纠纷中，自购药达400万元，因为是病人“自购”，这方式的变换在法律上难以认定——没有高明的医生“指点”，病人知道去什么地方“自购”吗？
现在，一些医院实际存在的情况更加严重。
不仅是药品，外科医生还可以把价值昂贵的手术设备耗器械一并“外带”进医院、带进手术室。而当医院发采购单购买某种型号、某个厂家的产品，付款结账的时候，这些人工关节之类已经装到了病人身上，耗材也早已作为卫生垃圾处理掉了。民工可以开胸验肺，还没有可以挖心验冠状动脉中的支架，或裂腿验人工关节的。
“私自”把自备的手术刀和器械上手术台，这对很多病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你所信赖、以生命托付的医生，当你躺进手术室室、躺在手术台上，在麻药的作用下，渐渐失去知觉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超声刀的刀头、可吸收的手术线、心脏血管的支架、人工关节……凡是昂贵的，从几千元到上万元、十几万的“耗材”，一次性医疗器械，也许都是医生“私自”从医疗器械有代理商那里购来，直接带进医院的。一台手术下来，便可直接获得几千至数万元的销售回扣。
实在不愿揭出这鲜血淋漓的真相。写到这里时，似乎已经超出了道德与伦理的极限，我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在一家医疗机械公司的采购一栏中，我看到了某某医院某科主任、主任医生等多人的名字，还有些写着“个人”。
这些医院全部是三级甲等大医院，其中还有部队医院。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看起来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的名医，怎么成了外带机械刀具的宰客的“操刀手”，而不怕承担道德上的风险呢？
一时思绪还不能够梳理通顺。“外带”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医生确定病人动手术的时间后，直接向经销商要货，要几套超声刀的刀头、几个几号至几号的人工关节、若干心血管的支架、皮肤吻合器等等——当然全部是进口的高价产品。
医生医院都可以先不付款，由销售人员直接携带这些产品送到医院，交给医生，带进手术室。病人手术后，用不完的由销售人员带回，退还给医疗器械公司。此时，销售人员就根据医生自购的情况直接派送回扣。然后，医生通知院方，进多少什么型号的医疗器材。写在医生名下的订单，最后由院方来结算买单。
写出这一切时，我总觉得整个过程像一伙人的合谋。需要文学的想象，一般手术都是在上午九时开始的，病人八点钟就进行消毒，盖着白床单在手术室外等着。那么，销售人员一定是头天晚上，趁着夜色把手术需要的耗材器械送进医院或医生家中，鬼鬼祟祟，或者谦卑殷勤，像做一笔见不得人的交易。
这种“医学的信息”和权钱交换的信息，永远不可能对称，也不可能公开。患者只是真诚地希望，即使存在风险，交易的产品的“质量”不会太差。
从经济、工业、流通到社会学，再到医学，浅尝辄止从来不是我的性格，对浮层下的情况，总想了解得更深一些。
不算太昂贵的超声刀的刀头，有一次性的和非一次性的。
但医生总喜欢使用一次性的。非一次性的，手术中间要擦拭几次，费一点劲。而一次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到病人的医疗费用中。这种一次性超刀的刀头，批发价一套要3000元左右，到病人付费时，约6000元钱。无疑，大医院的医生不会像江湖郎中一样偷偷摸摸，而是落落大方，可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一次“外带”进手术室，即可获得一两千元钱的收益！
打一个比方，当你在饭店里吃饭时，规定酒水是不允许客人外带的。但你不会想到，服务人员不由分说上来的酒水，是他们自己通过熟人购买带进来的。
“外带”，医生、销售人员直接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这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风险。在这个链条上，某些最贵的医疗机械、耗材，数量、质量、价格基本脱离了监管。无论是现实还是道义考量上，即使医生在把“自家的东西”进手术室后，仍能守住职业最后的底线，不会以次充好，少用多报；但这在体制外暗行的“钱路”上，风急夜黑，在暴利的诱惑下，难保其他人员不会怦然心动，存在造假作假的极端危险的可能。
显而易见，任何高技术、看似完美无缺的系统中，只要存在“后门”和漏洞，就不能避免黑客、病毒的侵入。
北京在前些年，就发生过每根价值数千元的一次性导管，在医院的手术中重复使用的恶劣情况，引起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
经北京市卫生局调查，酒仙桥医院在给患者做心脏介入治疗时，违背国家明令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心导管。在2001年7月至2002年7月间，该院心内科医生熊某、王某，先后将价值49.6万元的心导管分几次转移到阳光时代等三家导管公司，两次使用部分导管。这就是说，医生把原给病人做的一次性导管，省来“卖”给了医疗器械公司，获取了不义之财。同时，北京市卫生局对酒仙桥医院进行了处罚。并责令该院停止开展“心内介入导管治疗”，限期进行业务整改，两当事人被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挪用和重复使用心导管的所得款项，将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为了防止类似医疗事件再次发生，北京市还专门成立了“血液透析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和“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
2002年4月16日，一位患者在北京酒仙桥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住院实行“急诊冠造+PTCA+支架术+临时起搏器”手术，并于同月23日出院。
住院7天，手术应该说也比较成功。酒仙桥医院共收取了患者住院费用78374.54元，其中造影导丝198元，左冠造影导管352元，右冠造影导管352元，指引导管2048元，导引钢丝2048元，Y型三件套525元，冠脉内球囊12180元，冠脉内支架40950元。
8个月后，《京华时报》等报刊报道了酒仙桥医院在做心脏介入手术时将一次性使用的导管重复使用。这位患者看到了新闻，觉得自己正是在这一期间在该院进行了心脏介入手术，于是就疑心自己手术时也可能使用了重复使用的一次性导管。
他与酒仙桥医院联系，要求其告知在手术中所用的导管、球囊、支架的产地、厂家、产品型号、质量证明、来源、有效期等，要求医院明确告知导管和球囊为第一次使用，但酒仙桥医院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患者认为酒仙桥医院违反了国务院颁发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患者重复使用一次性导管。从他的病历资料中，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医院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不能排除冠脉内支架非法来源的可能性，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知情权，给患者造成了潜在的健康威胁和精神创伤，存在可能导致的血液传染和质量隐患。这个患者一纸把北京酒仙桥医院告上了法院，要求退还医疗费58653元。
结果显而易见，败诉。
病人哪有可能举证，只根据一篇报上披露的一则消息推测。有的早已使用了，扔到医疗垃圾中处理了，有的装到了体内，不可能取出验证。
但许多真相，远没有到浪淘沙尽的地步。
比如，成本为300多美元一根的进口支架，在中国飚升到了近2万元钱，价格始终居高不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其中暴利都去了哪里了？
46“叛徒医生”的坐标——职业道德的回归与沦丧
优秀医生有两个评价指标，首先是医术，还有一个是医德。其中医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是否从处方开药、查检和手术中，直接获取药商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的销售提成或回扣。
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生是一个高学历高智商高技术的群体，当然其中不乏坚守信仰和传统的优秀人才，无论有着怎样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药商的“蝇头小利”前不改初衷，也不会见大利而忘使命。但在不正之风已成“大气候”的情况下，相反，一些优秀的医生在医院中处境艰难，应该是主流的却成了边缘人。不说“放纵”，至少由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宽容”，使医院内部发生的黑白变化，世态炎凉，变得非常暧昧，难以深究。
2006年，被猖獗的回扣提成和贿赂几乎整体“攻陷”的医疗阵地上，出现了几个“叛徒医生”的渺小身影。比较著名的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生张曙、原上海某地段医院理疗科医生的陈晓兰、四川达州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的肖启伟、湖南的娄底医院胡为民。他们抵制红包、回扣，反对大处方，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向公众揭开了看病贵的惊人真相。他们成了几乎背弃了整个“群体利益”和“潜规则共识”的“另类医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
“叛徒医生”肖启伟因为举报医疗回扣“8年抗战”，而获得了卫生部部长的接见。
肖启伟说：“全国的医生是200多万人，加上护士是600多万人，大家都知道药品回扣这个事，但能公开站出来举报的，据我所知，很少。这么多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却不出来举报，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都不吭声，这是一个悲剧。“
“大家都知道”——但整体沉默，大家都轻易地放弃了那份光荣，那一份责任。
在这一人数不多的群体中，我们应该记住张曙医生的名字。
几年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个月都收到一个人为失学女童捐资，每次千余元至数千元不等。2007年，他们才知道那个人并不叫李存田，也不是教师。他的真名叫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所捐款项都是他每个月的药品回扣。
1996年，是张曙医生第一次实名举报过医药回扣时间——这与我在前文所说的医院比较普遍“索取药品回扣”时间惊人的相同。张曙向院领导、安徽省卫生厅实名举报本院个别医生为多拿回扣，给病人乱开药、乱检查。
张曙说：“第一次举报没有任何反响，我也没再过问，当时药品回扣还不是特别严重，大家对它的危害也认识不足。”
张曙是一个有为有守、充满家国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圣徒一类的医生。1999年初，张曙接到《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来电，准备刊登他的举报材料。记者问：“你为什么要举报？”张曙回答：“药品回扣不光坑害患者，也把好医生变成坏医生了，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出于保护作者，这位记者劝他不要用实名发表，张曙想了想说：“那就用牛汉吧。”《人民日报》配“编者按”发表了张曙的《医疗回扣为何屡禁不止？》。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安医附院回扣成风的现象和事例。
从那里起，医生开检查费回扣在这所医院中不见了，但药品回扣至今依然存在。大约检查回扣是医院的规定，而药品回扣是药商、医药代表和医生个人之间，涉及的面也更广。
当时，张曙决定举报的原因是，医药回扣风已经到了很少有医生能够抵挡的程度了。他发现，一位他十分敬重、素来对病人很负责的著名老教授，舍弃一种便宜的常用药，给一位病人开了大剂量昂贵药，而这种药的说明书上就注明对此类病人禁用。
据张曙介绍，1993年前只有少数药品有回扣，比例很低，也只有极少数医生收回扣。到1996年，收回扣的医生就不是少数了，但基本还在合理用药，只有极个别医生为了多拿回扣而故意开高价药，他举报的就是这“极个别”。到他再次举报时，有回扣的药品品种大大增多，回扣比例也大幅提高了，身边绝大多数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多的一个月可拿2000多元。2005年凤凰卫生在采访张曙，做社会能见度节日时，记者问一个月最多的能拿多少？张曙说，“每个月最多的，我没有证据，但我听他们讲，一个月有超过1万元的。”
在投书媒体前，张曙先向安徽省卫生厅寄了举报材料，并找当时的卫生厅负责人当面反映，毕竟是家丑啊。使张曙没有料到的是，这位官员“觉得我这个当医生的挺搞笑，全国都这样，有什么大惊小怪？”
举报信发表后，医院开了几次会议，张曙说，这些会成了“声讨会”，指责他“坏了医院的事”。这一年，安医附院本已通过全国百佳医院评比初审，因为他的举报而“泡了汤”。
而省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到医院时，没有一个医生承认自己拿过药品的回扣。医院的负责人在会上说：“调查表明，只有张曙一个人拿过几十元钱，我们医院没有人拿过回扣！”
开始一个多月，医院就诊病人骤减，医药代表们也不敢登门，后见没什么下文，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失望之余，张曙给自己定下“二不原则”：对医药回扣，一不要，二不举报。他相信，终有一天，“医药回扣”这个让医药界蒙羞、让病患者受难的名词会成为历史。
随后，张曙在北京进修一年。其间所见所闻，让张曙甚至对自己以前举报行为是否正确也产生了怀疑，“很多地方医药回扣比我们这儿厉害得多”，单单举报安医附院，他觉得也似乎有些不妥。
张曙进修所在的是北京一家大医院。这里有很多著名专家、高学历人才，他们水平高、很敬业，可对于药品回扣，极少有人说个“不”字。国外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一个的心脏支架，在国内却需两万余元，医生给病人装一个支架能拿回扣2000元，而有的医生一年能用一两百个。和张曙住一个宿舍的，有来自全国好几个省区的进修医生。在日常交流中张曙发现，各地回扣风并不比安医附院“风力小”，而且大多数人都对回扣多的同行抱着羡慕的心理。张曙说：“看到、听到这些，我人都晕了，这些医生本来都是好人，可怎么都在收回扣呢？”
2002年安医附院被省里初评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违规者得表彰”，简直要把假戏真做到底。张曙说：“看到这，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年回扣越来越厉害，没回扣的药卖不掉，过度治疗浪费资源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涉足了，怎么配得上精神文明标兵？”
按公示的投诉电话、信箱，张曙再次实名举报。
他的举报材料被批转到省卫生厅，2002年6月卫生厅两位部门负责人找他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对举报，不是去查找问题，而是要张曙“出示证据”。张曙当场拿出一些证据，其中，有数张署名“戚德余”大夫所开处方的电脑缴费单。张曙说，请你们查查，我们全院有没有“戚德余”这个人？这些处方是我开的，缴费单上怎么变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医生的名字？
原来，张曙发现，在药品回扣网络中，统计医生处方是一个重要环节，医院计算机中心统计每位医生的用药品名、数量，提供给药商，药商据此给医生计算、送达回扣。为了对付张曙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有人专门编设了“戚德余”这个名字，把他们的处方计入这个名下。张曙说，这样，不拿回扣的医生就不会发现自己在“挣”回扣了，而“戚德余”的回扣，去向谁也不知道。
让张曙大吃一惊的是，在他向省卫生厅有关人员出示证据的当晚，医院的电脑收费系统“坏了”，改成手工收费。他给接待过他的卫生厅干部打电话，第三天，计算机系统又好了，“戚德余”不再出现，而张曙开的处方，病人缴费时仍被换成别的医生姓名。医院最终还是评上了当年度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
“李存田”是张曙与医药回扣无奈抗争的又一个“产物”。2003年3月，张曙与院计算机中心交涉，要求将缴费单改成自己的名字。张曙说，他的这一举动也许让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他是想拿到自己名下的回扣，“大家都在拿，你还能守住底线吗？”用上真名的张曙，第二个月就有药商送来了回扣。张曙说，我当时想，这不干净的钱，我当然不能放进口袋自己花，可与其让它流失，不如把它用到干净的地方去。张曙收下第一个月的回扣款，送到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捐给“春蕾计划”。一开始，他不愿透露姓名、身份，连收据也不愿要，工作人员一再劝说，他才说，我叫李存田，是位教师。张曙告诉记者，“李存田”取自当年帮他发文呼吁打击医药回扣的两位老记者的名字，“他们很正直，有职业道德，当年医院通过关系找到他们，可他们还是顶住了。”
此后，张曙每个月都去捐款一次，直到他再次实名举报，也就没人再送回扣了。至此，他已捐出4万多元“回扣款”。张曙说，我的回扣与不少医生相比要少，因为我是在合理用药，即在疗效可靠、副作用少、价格便宜的情况下拿到的，要是有意吃回扣，翻一番也有可能。有的医生月收回扣可达万元。
医院里，一些进修医生闲下来时，还“盘点”每天开药的品名、数量，以及可获得的回扣。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人各有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作为一个医学教授，张曙平淡地说，现在他在医院里也并未受歧视，各人做各人的事。有人问他，钱少拿了，家里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说，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也没有不良嗜好，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管了，她对我不会有什么意见。
张曙最近一份实名举报信的标题是《遏制腐败改善民生》，在人民网上公布。这封信值得认真一读：
2006年，中央部署治理商业贿赂，但我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期医药腐败、基建和物资采购腐败，至今毫无收敛。一、医药腐败。最近几年，社会上普遍反映“看病贵”。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材料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院对病人滥用药物，从而浪费了医药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8年度业务收入9.74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4亿8000万元。2009年2月，在医院职工大会上，安徽医科大学校长要求第一附属医院今年的业务收入升至1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140多种，如拉夫咪啶、司帕沙星、头孢地嗪、头孢孟多、头孢特仑、磺胺嘧啶银、阿德福韦、胸腺肽、薄芝糖肽、康艾注射液，等等。药商给医生的回扣占药品零售价的10%～20%之间，少数药品的临床回扣达30%。在医院里，有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由院长安排计算机中心工作人员统计处方，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如医生开100支头孢地嗪，可得回扣1500元；开10瓶磺胺嘧啶银，可得回扣500元。极少数掌握药品进销权的人，捞取了巨额回扣。
安徽舒城县一位农村女病人，两下肢烫伤，住院13天，花去医药费13410元。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续交医药费，出院时，伤口结痂处化脓。回家后用注射器每日抽脓，用草药外敷治愈。该病人住院期间所用“头孢地嗪”等有回扣的药品花费5000多元，药贵且疗效不好。
安徽霍邱县农村学生袁××右上肢外伤，先后就诊三家医院，其中在安医附院住院两次。患者累计花去医药费7万多元，至今伤病未愈。当地的合作医疗只能报销15000元，其家庭经济已经跌入贫困状态，现仍需筹钱继续治疗。
最近几年，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医疗机构和个人收受药品回扣。2005年7月，医院药剂科一位副主任因长时间反复收受众多药商的巨额贿赂，被合肥市检察院逮捕，关了4个月后被“取保就医”，最后竟“无罪释放”。2006、2007、2008和2009年，先后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对这家医院作了调查和采访，集中曝光医疗腐败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品回扣风仍然猖獗。
更为滑稽的是，安徽省卫生厅和省政府纠风办公室先后授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诚信医院”、“医德医风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安徽的医疗腐败，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省委个别领导作保护伞，因而难以查处。
医药回扣的根子不在医生，而在于医疗体制的缺陷和医药卫生界部分官员的腐败。例如：广东丽珠集团生产的“头孢地嗪”，出厂价每支12元，医院进价64元，零售价每支74 元，医院本身只得利润10 元。其中间52元的利润空间就是腐败利益；再如：海南省灵康药业公司出品的“头孢孟多”，出厂价每支7元，医院进价36元，零售价每支41元。这些药品都是经过公开招标进入医院的。
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安徽经济不发达，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有限。病人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恶劣。医生收受回扣，既可恨，又可悲。
二、基建问题
近10年来，医院年年盖楼，年年翻修。截至2005年底，医院已经拥有建筑总面积32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20万平方米。2006年度，耗资1.9亿元的病房大楼刚刚建成，又开工建新的病房楼。目前，该大楼已经竣工，造价超过3.6亿元。同时，医院还拿出5000万元给安徽医科大学，在梅山路盖楼。
1999年盖成的医院门诊大楼，由安徽省第三建筑公司承建，其质量优良，布局合理。然而，就是这样好好的一幢楼，其分诊大厅和输液大厅及其他楼层，在1999-2008年的9年时间里搞了5次翻修。好端端的大理石墙面、大理石柜台，昂贵的大屏幕电子显像屏，给砸碎。反复砸，反复修。广大医务人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安徽医科大学建科技大楼，附属医院出资一半。启用后，发现中央空调的压缩机坏了，要求厂商更换。各楼层的门锁、窗框和自来水龙头都有毛病，只好报废，医院再花钱买一批新的换上。
三．物资和设备采购问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拥有医疗设备总值3亿4000万元（折合人民币），包括64排螺旋CT、ECT、超导MRI、X-刀、数字血管造影机，等等。医院设备号称“省内领先”，“华东地区先进水平”，已经充分满足临床和科研需要。目前，又在筹款进行新的一轮大规模采购仪器和设备。
医院采购仪器设备的热情为何如此之高？请看下列事实，可知幕后之手。医院计算机中心采购“防火墙”一项，中国科技大学下属的科技咨询公司报价20万元，上海和南京的商家分别报价19万元和23万元，医院最终花84万元购进了“安徽神洲泰岳科技公司”的防火墙。后因技术故障，此防火墙长期废置。84万元就这样浪费了。
医院专家门诊部实际购进一台快速冰冻病理切片机，却汇出两台机器的购货款，并在财务科做了帐。后被有关人员发现，但无人负责。
2005-2008年度，医院内许多办公用电脑使用的硒鼓是旧的，医院花正品的钱买的墨盒是假冒的，有几次竟是空墨盒。 2005-2009年度，医院先后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私营企业购进十多个批次的医用器具，都是劣质品。
医院花费154.8万美元购进一台美国产螺旋CT，使用两个月后，爱克斯球管坏了。据一些专业人士反映，其技术性能比其他公司低价位CT还要差一些。
在安徽，医药腐败、基建腐败和物资采购腐败普遍存在。例如：安徽省涡阳县医院盖门诊楼和急救中心，院长王某先后收受建筑商、药商和医疗器械商的贿赂，总额800多万元（见2006年7月19日安徽日报和涡阳县纪检监察网）；安徽省卫生厅建培训中心，副厅长严××收受建筑商贿赂5万美金。严××还在某医院心脏外科私设小金库200多万元，被检察院查实。因为有人说情，检察院对其免于起诉；2008年，国家在安徽省芜湖市搞医疗改革试点，实行“医药分开”，也没有减少回扣现象（见2008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最近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各级政府更加注重民生问题。我们认为，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要增加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并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二要遏制腐败，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我们认为，如果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一个标本，对其进行剖析，可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我们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职工。有关方面若能前来调查，我们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据。
作为一名医生，我想自然难以保证其举报内容的绝对准确，但他以实名投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异彩总是与怪异现象交相出现的，清者自清，我们在浩浩的世风下，还能听到这一声声呼喊，已经很不容易了。
十余年，医生开药拿回扣之事，愈演愈烈。
卫生行政部门清楚地知道，各级医院普遍存在将医生的奖金与医院的医疗费收入直接挂钩的做法。这是激活“医院药品销售加成”，获取药品最大利润的有效措施。
这种“激励机制”进一步分解、落实到个人，即是药品销售“越过”医院、药房，“回扣”和“处方费”根据开药的数量药价多少，直接“派给”医生——在相当程度上，把几十万医生队伍直接变成了“商人”，变成了药品推销员。这对我国医疗卫生队伍带来的根本性危害，烈火烹油一般，难以言喻。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生用崇高精神浇筑的信仰的殿堂，如今有可能毁于一旦。现在，总体上说，医生的职业已不太受人尊重，即使在网上手机短信上，也是贬多褒少，有些话还说得很难听。这已经不是职业的评价或者期望，“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如果连这些声音都听不得了，那只有杏林梦中休，花空烟水流了。
开高价药有回扣，卖进口药有提成，而且回扣和提成比例，一般高达20％左右，个别的甚至可达100％。而这一切，人们有目皆睹，卫生部门行政管理部门也心知肚明，一些人居然装聋作哑，无所作为，甚至默许纵容。
不进行切实治理，“看病贵”的问题永难破解。
不进行切实治理，不管什么医疗保险、合作医疗，在迅速上涨的药费和检查费用面前，财政和资金上的窘迫将难以避免，到头来只能网破网空。
47 社会责任，医生难以承受之重
2008年，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和震撼的，是“三鹿奶粉”事件。
据说早在7月份，很多医生就开始怀疑三鹿奶粉是导致婴儿结石的原因了。“但考虑到三鹿奶粉是名牌企业，此类问题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不确定的消息一旦传出，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由此造成社会混乱，医生们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一篇题为《医生的社会责任感》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利益与医生职业责任相冲突的案例。”文章作者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免责规定，建立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鼓励医生将问题公之于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文章发表后，在网上受到了很多医师网友的关注，点击率很高。但出乎意外的是，大部分回帖者的态度消极。
这些回帖观点相当有代表性：“社会对医生的期望值太高了，以致人们大多在强调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其实医生只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其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非要把其责任提高到社会认可的道德标准，未免太过苛刻。”
“当今的社会环境，医患关系以及医生的生存压力，使医生被迫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如果一条鱼死了，大约是鱼本身的健康问题。所有的鱼都呈现同一种不死不活的面貌时，确实应该考虑池塘的环境，是否真的缺氧，是否污染太重。由是观之，对当前的社会和医疗卫生的普遍现象，人们必然会生出许多感慨。
并不要求全部医生，只要有一些人，哪怕为数不多，在天灾人祸正在悄悄降临时，能挺身而出，洞察一切，用科学精神照亮，就已经足够，值得敬仰了！
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这年6月份就收到了一例肾结石重病患儿，成功抢救后，他们都很高兴。谁知，7月里又来了三四个相同症状的婴儿。从医20多年的张伟从来没有遇到伴有这么严重并发症的婴儿双肾结石。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病人，并且年龄都这么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存在不合的原因？是不是钙含量过多？也许仅仅是出于探究疾病根源的好奇心，张伟和他的同事们先后5次开会讨论。婴儿肯定不会去补钙。“吃什么奶粉？”医生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揭开了。有的病因相当复杂，是否发现疾病异常，找出原因，与科学精神，也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是否报告，以怎样方式向有关部门和公众披露，确实与社会责任感相关了。
2008年手足口病的发现者，安徽阜阳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刘晓林，曾经因为揭开2004年轰动全国的“大头娃娃”事件，而使阜阳再次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指责。“大头娃娃”事件的成因也相当复杂，大抵是以廉价的不合格产品销往市场，主要是奶粉营养成分含量过低，作假者有多人来自温州，据说打击后，在浙闽交界处无照生产。刘晓林因此被认为给家乡“添乱”、“抹黑”。她深感委屈，她并不后悔。
凭着对患儿的同情心和对异常病症的警觉，她再次成为手足口病的最早发现者，为抢救后来更多的患儿节省了时间，被誉为“阜阳的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还真的犹豫过”。她一方面担心自己太仓促，搞错了；另一方面担心报告会给阜阳带来一场“风暴”，惹出麻烦。她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这几个媒体关于阜阳的报道，总是负面的多，好的少。但是，作为医生，她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报错了总比不报强吧。报错了肯定有压力，但明明感觉到异常，总是得上报，让上级来调查核实。两天内三个孩子没了，作为一名医生，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和责任感吗？”
社会无法期望所有医生都像刘晓林、张伟等医生那样，有高出常人的正义感和道德感，不计个人得失，情怀高尚，坚守职业的社会责任。但有他们在，整个职业和群体的人气和精神指数，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至于被“养家糊口”之类平庸冷漠，甚至卑贱猥琐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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